虚拟货币的类型

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体现，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在近年来获得了迅速发展，其最为核心的动力当然是党和政府对于民生，尤其是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金融科技的发展也为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开展提供了强劲的助力。

对于我国区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不仅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对于相关学术研究的意义也不言而喻，因此关于惠普金融的大部分研究都覆盖了这一主题。例如，韩晓宇（2017）基于金融可获得性、使用情况、服务质量等三个方面的指标，编制了2006～2014年间我国各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此类似，尹志超等（2019）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调查数据合成了家庭普惠金融指数。蒋庆正等（2019）从电子银行使用广度、使用深度、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出发，选取中国东、中、西部15个省市样本数据对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李建军等（2020）则从包容性、特定化配比程度和商业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的13项内容出发，选取了20个明细指标，测算了2009～2016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上述普惠金融测度方法各有特色，但主要服务于相关文献的特定研究主题，因而在此之外的应用并不广泛。另一些研究则试图给出更为一般性的普惠金融测度指标，其中以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合作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具代表性（郭峰等，2020）。这一指数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一级维度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覆盖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和约2800个县域，起始时间为2011年，目前仍在逐年更新。该指数具有时间跨度长、覆盖地域广、指标维度丰富等优势，在普惠金融的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但它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如其基础数据仅来自一家国内大型数字金融机构（蚂蚁集团），难以充分反映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全貌。因此，部分学者尝试采用其他数据源来构建更具代表性的普惠金融指数，如冯兴元等（2021）利用网商银行在全国1884个县的业务数据和这些县域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广度、深度与质量三大维度出发，建构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测度了2017～2019年这些县域的各级指标得分。基于上述方法编制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目前也在逐年更新。相比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对县域普惠金融的刻画更为丰富和全面，但其时间跨度过短，同时在金融交易数据的来源上也存在与前者相似的问题。

普惠金融研究的大部分文献都围绕普惠金融活动的绩效展开，如前述提及的文献当中，韩晓宇（2017）分析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发现其边际减贫效应在中西部更高而东部较弱，并且普惠金融在减贫的诸因素中排在贫困自身惯性、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财政支出之后。李建军和韩珣（2019ｂ）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初期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种效应仅在集中连片特困区显著，银行服务包容性的提高没有反映出明显的益贫性，银行、保险等正规金融机构忽视弱势群体的资源配置结构是导致包容性金融体系无法实现减贫的根源。李建军和李俊成（2020）考察了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并指出其促进机制源于对居民金融能力的提升而非家庭资金约束的缓解。

在普惠金融的绩效分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的，其内容覆盖了居民消费（如张勋等，2020）、家庭资产配置（如吴雨等，2021）、家庭经济脆弱性（如张海洋和韩晓，2021）、创业与创新（如谢绚丽等，2018）、经济增长（如张勋等，2019）、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如赵涛等，2020）、收入分配（如王修华和赵亚雄，2020）、货币政策传导（如段永琴和何伦志，2021）等等。这些文献极大地拓展了普惠金融研究的领域，也提供了对于普惠金融绩效的许多洞见，但另一方面，正如郭峰和熊云军（2021）所指出的，某些研究不顾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自身特性的简单套用难免有“千篇一律”之嫌，并且也很容易产生数据不匹配、内生性严重等诸多弊病。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其他普惠金融指标的产生和补充，也需要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斟酌与创新，尤其是对于普惠金融具体运行机制的更深入分析。

不同于普惠金融，在绿色金融方面并没有一般性的区域发展水平指标，因此其绩效分析通常从较为具体的视角，研究相关政策、机构、业务等的绿色效应，基于准自然实验机会的双重差分方法是其中较为典型的分析手段，这也有助于避免简单回归方法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例如，徐彦坤和祁毓（2017）利用2003年国务院实施的环保重点城市限期达标制度作为识别环境规制的准自然实验，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该政策实施使得非达标城市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下降1.96％，不过当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与政府质量较高且绿色偏好较强时，环境规制的不利效应越能够得到一定抑制。郭晔和房芳（2021）以2018年6月我国央行开始接受绿色信贷资产作为MLF合格担保品这一事件为准自然实验，发现这一政策对于环保行业的绿色信贷企业主要通过提高融资可得性发挥作用，而对于重污染行业的绿色信贷企业则主要作用于其信贷融资成本。

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为金融机构的经营引入了利润最大化之外的社会效益维度，它们是否会因此降低金融机构的财务绩效，进而影响其可持续性就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有一些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业务弱化了相关金融机构的财务绩效。如阳烨和杨胜刚（2018）基于湖南省107家农村商业银行2011～2015年的经营数据分析农商行支农的有效性，发现由于涉及三农的贷款项目边际成本与风险成本较高，影响了银农商行在此领域的积极性。不过，更多文献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例如，孙光林等（2017）基于我国五大商业银行2008～2016年季度数据的研究表明，虽然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它能够提高商业银行净利润和非利息收入，进而改善银行财务绩效。

上述研究的样本规模较小，并且使用的方法很容易受制于内生性问题，因此之后学者又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如丁宁等（2020）基于我国73家商业银行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会通过成本效应机制降低银行成本效率，但同时因其改善了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提升了银行的声誉，从而对银行成本效率施加正向影响，其净效应呈现为Ｕ型曲线关系。同样采用PSM-DID方法，张晖等（2021）基于国内35家上市商业银行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财务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城商行没有明显影响。

也有学者从金融机构不同绩效维度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考虑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业务的可持续性。例如夏琼等（2019）分别测算了中国商业银行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率指标，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在经济效率、社会效率上表现突出，而国有商业银行在环境效率方面更有优势，并且这三种效率之间不存在相互冲突。张帅等（2022）认为应推动各方参与者披露与气候风险相关的数据，不仅有助于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政策制定和监管执行，也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评估气候风险，将资金合理配置到最需要的低碳部门。

金融科技是我国金融发展中的一个亮点，也是我国学者的金融研究中对于国际金融学文献具有一般性贡献的重要主题。在移动支付等领域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同时，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又使我国在金融科技发展上掀起了一个新高潮。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国学术界在积极发掘金融科技应用潜力以更好服务于金融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对金融科技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积极探讨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型监管模式。

金融科技的发展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在传统的网络信贷、智能投顾、移动支付、虚拟货币等类型基础上，新的金融科技应用模式不断出现，而国内学者也对其内容、功能和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跟踪研究。例如黄益平和邱晗（2021）对于大数据风控模式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在剖析其工作机制的同时，还强调了它在准确性、普惠性和弱周期性上的特殊优势。龚强等（2021）则对数字供应链金融进行了介绍，阐述了其理论机制、优越性和适用条件。类似地，学者们也对于金融科技的其他应用模式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如监管沙盒（胡滨和杨楷，2017）、保险科技（许闲，2017）、开放银行（易宪容等，2019）、大科技金融（尹振涛和冯心歌，2020）、大型互联网平台（胡滨等，2021），等等。而朱太辉（2018）给出了一个关于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综合分析框架，认为金融科技没有改变金融体系在支付结算、资金融通、财富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功能属性，但改善了金融体系在这些方面的功能。

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给传统金融机构的行为和绩效带来了重要影响，它不仅体现在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业务竞争压力，也通过金融与科技的合作降低了风险、提升了绩效。正因为此，近年来许多关于银行竞争的研究都将“互联网金融”等金融科技因素的引入作为重要的变量。例如，邱晗等（2018）基于我国263家银行2011～2015年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应用变相推动了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张正平和刘云华（2020）基于我国165家农村商业银行2014～201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发现，农村商业银行电子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其风险承担。罗暘洋等（2020）的研究显示，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竞合显著提升了银行的财务绩效，但在创新绩效方面只对股份制银行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

在企业层面上，金融科技的发展也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便利企业更有效地进行融资和周转，提高企业绩效。例如，李春涛等（2020）基于新三板上市公司数据，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其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二是提高税收返还的创新效应。宋敏等（2021）利用Ａ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其促进作用在小型民营企业、缺乏竞争的行业以及市场化进程缓慢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不过，这一领域的很多文献有着与前述普惠金融研究类似的问题，即缺乏有效的内生性控制使得因果判定的说服力不足，而不够严格的中介效应方法也难以提供可信的内在机制。

对于金融研究而言，金融科技的贡献还在于它所创立的新型金融形式使得学者们能够通过新的机制对于金融学中的经典问题进行探索。这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互联网贷款。如叶德珠和陈霄（2017）基于网贷平台订单的研究发现，网络借贷市场中借款描述的标点和字数起到增量信息的作用。相应地，李苍舒和沈艳（2018）对2015年12月ｅ租宝事件和2018年6月备案延期后的“爆雷”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信息披露程度是影响平台风险的重要因素。王正位等（2020）通过对现金贷平台的借款人数据分析发现，传统征信信息和消费行为信息提供的信息含量互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上述研究再次证实了信息披露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类似地，基于支付平台数据进行的消费券研究也是当前的一个学术热点（如林毅夫等，2020；汪勇等，2022）。

除了提供新的研究素材之外，金融科技的基础技术，如机器学习等，本身也成为了金融研究的重要方法。例如，王靖一和黄益平（2018）基于逾1700万条新闻文本数据构建了2013年1月至2017年9月的金融科技情绪指数，利用网络平台的交易数据分析了媒体情绪对于市场活动的影响。该项研究中使用的主题模型和词向量模型就是典型的自然语言机器学习方法。类似地，马黎珺等（2019）通过机器学习对2009～2015年的分析师报告进行了文本分析，以检验分析师报告的文字内容是否传递增量信息。陈强远等（2020）基于中国企业授权发明专利数据，采用机器学习和语义引用方法，测度了企业技术创新质量。

正如刘春航等（2017）所指出的，金融科技潜在风险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方面包括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杠杆、期限错配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宏观方面包括传染性、顺周期性、过度波动性和系统重要性等。相应地，国内学者对于金融科技应用可能带来的各类风险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如李苍舒和沈艳（2019）以网络借贷为切入点，从规模、所有制、资金净流入3个角度来刻画新金融业态的风险特征。方意等（2020）从内生风险框架出发，通过互联网借贷和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货币三个案例对于金融科技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分析。

金融科技风险的一个重要侧面是新型金融形式与传统监管方式的错位，导致监管效力的下降甚至监管空白。因此，大量文献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以及相应的监管改革措施进行了探讨，如杨松和张永亮（2017）认为，金融科技监管应从“命令－控制型监管”转向“调适性监管”，要注重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的相机适用，同时需要加强包容性监管和监管国际协调的力度。郭雳和赵继尧（2018）分析了智能投顾在市场准入、账户全权委托、机器人严格责任、投资顾问信义义务等方面对现有监管体制的挑战。廖凡（2019）提出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应当遵循包容审慎原则，其中“包容”着眼于金融科技的创新性，“审慎”则着眼于金融科技的风险性。李文红（2020）认为应借鉴虚拟资产的国际监管思路和趋势，建立我国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避免重蹈网络借贷平台的覆辙。这其中，学者们对监管沙盒等新型监管形式高度关注，并对其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深入讨论（如胡滨和杨楷，2017；张红伟和陈小辉，2018；沈艳和龚强，2021）。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金融监管当中涉及许多法律内容，因此关于金融科技监管的讨论也有大量的法学学者参与，相当多的文献发表在法学期刊上（如杨松和张永亮2017；许多奇，2018；廖凡，2019），这也反映了金融科技研究所带来的学科交叉视角。

在过去五年，数字货币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取得了巨大进展，私人数字货币如比特币等继续深入发展，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研发也走在了全球前列，顺应了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学者高度关注数字货币自身的性质、机制设计、宏观经济效应等，涵盖数字货币的细分领域如加密货币、加密资产、全球稳定币、央行数字货币等。

数字货币是否具有货币属性，是讨论其宏观经济影响的基本前提。杨东和陈哲立（2020）认为，法定数字货币受限于终端设备也难以具备法偿性，与现有的法定货币的定义不相容，而应该看作中央银行的特殊债权。刘新华和郝杰（2019）认为税收是国家货币被广泛接受的根本保障（税收驱动货币），私人数字货币无法真正地在现代经济中履行货币的本质职能。何平（2021）从货币形态演进的规律中发现每种货币都在特定职能上存在缺陷，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货币生态，但不能替代传统货币。

在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央行数字货币会对货币供给机制产生影响，并减少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阻塞问题（谢星和封思贤，2019），但也有可能对商业银行运营体系造成冲击，影响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何德旭和姚博，2019）。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宏观经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机制设计。如姚前（2018）设计了不同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触发机制，不同机制下有不同的货币调控效果。巴曙松和姚舜达（2021）认为央行数字货币是否计息、匿名、跨境流通，会产生不同的宏观后果。由于法定数字货币尚处于试验阶段，具有一般意义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在理论分析方面，不少研究仍然建立在传统的货币流通框架上，例如热衷于讨论数字货币的货币乘数效应而没有意识到其流通速度是对货币供应更具重要性的特质。因此面对新的金融概念，分析框架的调整乃至重塑仍需要一个过程。

新阶段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是金融领域的双向开放。2015年以来，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Ａ股被纳入明晟（MSCI）新兴市场指数，成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标志性事件。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弹性增强、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不断完善，有效配合和推动了经济的对外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国际金融合作，也让相关国家的金融状况成为中国学者的重要研究主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渐进式改革作为重要的制度背景，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汇率市场化改革，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的现实效果究竟如何引发了大量研究。从形成机制上看，学者从参考一篮子货币、逆周期因子、离岸在岸市场定价权、外汇干预等多个角度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细致探讨（陈学彬和李华建，2017；何青等，2018；李政等，2017；肖立晟等，2021）。整体来看，伴随着2015年8月11日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的定价更加趋于市场化，定价效率和汇率的市场稳定性得到了学者们的一致认可。从宏微观效应评估上看，张明志和季克佳（2018）关注汇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曹伟等（2019）关注与汇率相伴相随的国际市场定价权和汇率传递，丁剑平等（2020）关注汇率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汇率的变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在加大。

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学者依旧关心以美国为主要驱动因素的全球经济周期、货币政策和政治因素对国内的影响（谭小芬和虞梦薇，2021；陈创练等，2021）。然而，“一带一路”和“中美贸易摩擦”是近些年来兴起的研究话题，区别于一般性理论的讨论，这些话题的研究更具实践和现实意义。学者们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所获得的绿地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金融效率（吕越等，2019；罗煜等，2017；李建军等，2022）。对中国的企业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缓解了受到倡议支持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了相关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王桂军和卢潇潇，2019；徐思等，2019）。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学者的讨论更加重视实践层面的政策评估，如余振等（2018）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在于中国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越来越接近，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需要保持定力继续扩大开放，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此外，在区域合作的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学术产出，例如韩剑和许亚云（2021）关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利用文本分析讨论不同条款的预期和实际作用。

金融开放也是近年来的热点主题。针对金融开放的宏观建模，罗融和陆文力（2021）构建了一个包括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认为当资本账户开放时，一国受到国外冲击的波动幅度远大于资本管制的情况；在资本账户开放后，面对不同形式的国际冲击，货币数量型规则和混合型规则均能有效熨平经济波动。马勇和王芳（2018）将金融开放因素引入DSGE模型，发现金融波动会随着金融开放度的提高而出现明显上升，而产出波动的上升则非常微弱。针对金融开放的微观分析，大家普遍采用的是“准自然实验”的方法，利用陆港通交易制度、金融业对外开放、纳入明晟（MSCI）新兴市场指数、债券通来分析金融开放对金融市场的效率、股权资本成本和企业绩效的影响（钟覃琳和陆正飞，2018；倪骁然和顾明，2020；金泽杨等，2022；张雪春等，2022）。

回顾近年来的金融学研究可以看到，在国内最新金融实践的推动下，围绕新时代的金融发展主题已经产生了大量文献，它们不仅有着极强的创新性，而且在研讨深度上也在不断提升。以金融科技领域的研究为例，国内文献迅速跨越了“是什么”的概念阶段，转向它在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及其机制的深入探讨。与此相应，学术型研究，尤其是量化分析显著增加，典型的是将金融科技指标引入主流金融研究的经典问题。如从宏观角度，研究金融科技在经济增长、扶贫、收入分配、市场发展水平等领域的作用；从微观角度，研究金融科技对于企业绩效和公司治理、经营风险、投资领域、创新行为等问题。这些趋势显示，在最新的金融领域，国内学者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沉淀”与“深耕”的阶段，正在产生更具学术深度的成果。

另一方面，在近年来的金融学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在某些领域仍未建立起有足够厚度的学术体系。在一些重要金融问题的研究上，许多文献是“热点追踪”的产物，其作者对于相关领域的基础状况和文献脉络缺乏足够的了解，这不仅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成果的适用性，也使得文献之间缺乏承接关系，而更多地是在数据与方法“微调”基础上的简单重复，因此很难通过纵向的边际贡献将讨论引向深入。

二是对于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缺乏深入的理解，尤其是实证模型缺乏严密的逻辑基础，热衷于在变量相关性的基础上“讲有趣的故事”而忽视了背后的真实机制。以普惠金融领域为例，许多论文着力论证金融科技可以提高金融服务对于低收入人群的可及性，以此说明它能够增加后者的收入。然而在金融服务可及性与收入增长之间还有复杂的逻辑链条，除非清楚地描述并验证其中的具体机制，否则仅仅展示金融科技发展与收入提高之间的相关性并没有太大说服力。

三是选题与分析视角方面缺乏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把握，这在追随主流金融问题的学术型研究中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尽管在金融研究的主题和方法上存在着跨越国别的共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对于共同的研究主题，不同国家的关注点和内在机制上也存在重要的差异。以金融科技研究中的隐私与消费者保护问题为例，它与特定社会形态和文化观念密切相关，国内对于消费者权利和隐私的理解和关注点也与欧洲等地区不同，在研究中不能简单套用后者的观念乃至政策作为预设前提。

四是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不够合理。例如在实证研究上，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模型的选择应该取决于问题的性质和数据特征，而不是哪种模型更为新颖或能给出更强的显著性。在当前的金融研究中，“随大流”的模型误用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尤其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是其中的重灾区。

五是过于依赖现有数据库和第三方提供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是基于特定平台的商业活动而生成，外部人员大多只能直接拿来使用，而对于其生成机制、数据口径缺乏足够的了解，这影响了相关研究的精确性和稳健性。类似地，在研究中使用既有的各类经济或技术指数时，如果不对这些指数的编制方法和基础数据做基本的了解，也很容易得到误导性的结果。

展望我国金融研究未来的发展，有三个方面也许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一是更为关注中国自己的问题，尤其是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大问题”。如未来中国金融结构的走向是一个远未尘埃落定的争论，而金融科技会否成为其中的关键变量则值得探究。再如当前热议的城市化与产业转型问题，它们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在其中金融因素的影响常常基于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展开。浏览相关文献不难看到，在这些重要的问题上，即使海外学者有强烈的兴趣和方法上的相对优势，由于缺乏“现场感”和系统性，其研究常有隔靴搔痒之感。对这些问题持续不断的跟踪推进乃至最终解决，仍是国内学者自己的使命。

二是在真正“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提高研究的严谨性。目前国内的金融研究越来越注重技术上的严密性，但归根结底，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源于它是否符合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因此除了加强理论与计量技术上的素养，金融研究中可能仍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深入实践。即使学术导向的研究，也需要与从事具体金融业务的机构和人员保持接触，这样才能够避免模型中的机制与事实大相径庭。尤其对于案例研究而言，细节就是生命，而实践则是丰富细节的最终来源。

三是采用更为脚踏实地的方法获得研究主题和研究素材，尤其是通过实际调查获得数据。实地调查曾是我国金融和经济研究的宝贵传统，但目前却有被忽视的倾向。当前很多的金融研究满足于以本科学生为主体的实验和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这不仅存在着许多局限性，也给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尽管细致的调研可能有相当大的时间和财务成本，在当前也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但它也会给研究者带来更为丰富的学术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