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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销售话术

2023年06月22日 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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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杨维斌每天除了打工外,还将他的柬埔寨逃难经历手写成大字报,摆在台北街头宣传。在网络上搜索“杨维斌”,可看到他频繁出现在媒体镜头前,揭露海外“淘金”真相。 (资料图/图)

中秋节前一天,经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判定,曾在电影《角头》担任临演的竹联帮东堂成员李振豪等4人为诈骗集团核心人物,共诱骗85名台湾人赴柬埔寨,获利1470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约329万元)。

多年前,海外工作曾让不少台湾青年“一夜致富”,而今,在“钱多、事少、来钱快”的糖衣炮弹下,许多海外务工的台湾青年被套牢:台湾媒体一度传有约4000台湾人在柬埔寨“失踪”,台湾警察部门否认了有关说法,但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称,台当局已协助40人返台,还有333人等待救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将全力维护包括香港以及台湾同胞的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与合法权益。目前,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领馆正与驻在国政府保持密切沟通,积极查找并解救相关人员。

诱骗:“都是高薪且环境好的工作”

虎年新春刚过,34岁的杨维斌便急着在人力资源网站“104人力资源银行”上浏览新工作。

“海外游戏营销客服是1800美金起,每个月可以拿5.6万新台币左右(折合人民币1.3万元)。”杨维斌是台湾新竹的一名按摩师,在岛内工作稳定,可“赚不到什么钱”。父亲突然中风,巨额的治疗费用压在了杨维斌肩上。在他的记账本里,疫情前平均每个月可以赚7万-8万新台币;疫情后收入水平骤降,每个月收入只有1万新台币左右。

在杨维斌眼里,柬埔寨是“一夜暴富之地”。

六年前,柬埔寨博彩产业开始蓬勃发展,他由一位“恩人”带入门,把在线电子游艺场经营得风生水起。半年后他遭遇车祸骨折,只好返台休养。

网络上的高薪招聘,让他想再去柬埔寨“捞一把”。

经过两轮面试后,杨维斌收到了由“JETDIG”科技公司发来的“入职邀请函”。

邀请函极为正式,每页均盖有“人力资源部”的印章,通知杨维斌被聘用为“营销客服”,转正工资为“1800美金+绩效奖金”(折合人民币1.24万元起)。

此外,对方还耐心解答杨维斌提出的每个问题,并发来“环境实拍图”,令杨维斌彻底打消顾虑。

与他一同被高薪吸引的,还有22岁台湾女生张佳妮。

在网络上,张佳妮有一位聊了很久的台湾“知心大哥”,某天给她介绍了一些柬埔寨的高薪工作。

其中,有起薪十万新台币/月(折合人民币2.3万元),达到业绩可额外奖励的电话客服人员;也有每日得在岗超过10个小时但月收入可达20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4.5万元)的游戏业务员……

张佳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处于灰色地带的在线博彩产业,近几年在柬埔寨发展不错,她知道有不少人赚到高薪。但她有点“怂”,不敢太冒险。于是选择了风险较低的电话客服工作。

与杨维斌、张佳妮一样,蔡飞明也是“经人介绍”,到缅甸“赚点钱”。

31岁的蔡飞明曾经是台湾云林县一家理发店的老板。店里生意还不错,一年能有71.4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16万元左右)的营业额。因为疫情原因,无奈歇业。蔡飞明无事可做,在家里待了五个月。

在聊天软件上,他看到别人发布高薪聘请理发师的消息,且工作环境很不错。但地点在缅甸,“当时我什么都不懂,周边也没有人去过,听人家说好,就跟着去了。”蔡飞明说。

在一个匿名社交平台上,南方周末记者以想应聘为由,在招聘群上联系到一位招聘“人事”,他要求记者露脸并手持身份证拍照,以此证明是“真想出去”。并告知,“这种事情是需要彼此坦诚的”。

不少受访者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与他们联系的人,大多都是操着一口台湾腔。

被卖:“跟实际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2022年3月13日,带着一个手提包和行李箱,杨维斌独自飞往柬埔寨。抵达首都金边机场时已是深夜,他兴致勃勃地发了条朋友圈,并配了4张在机场的图。

他跟着前来接机的当地人,坐上了一辆白色轿车。二十多分钟后,车停在了一排青绿色的铁栅栏门前。“科技公司”到了。

一下车,两层楼高的大铁门令杨维斌有点困惑,这跟联系人发给他的五星级酒店工作环境相差巨大。

一个自称负责“后勤”的台湾人,以“影印使用”为由,收走了杨维斌的“护照”,随即他被带到二楼进行为期两天的隔离。第三天,当杨维斌被通知去四楼开始“正式工作”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事实上,在杨维斌签署“职位邀请函”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被卖了。

南方周末记者进入了一个有3万成员的“柬埔寨线上人口贩运群”。在这个匿名的社交软件中,每天都有来自不同账号、几百条明码标价的交易信息,发在群里招揽买家。

里面清楚地标明了被骗者的年龄、技能、护照情况。因台湾人会说中文,打字快等,往往以2万-3万美元的“身价”起跳。

招揽“生意”的人是谁?

2022年8月19日,台湾地区“内政部”警政署长黄明昭举行记者会时指出,有42个台湾黑帮组织曾经或正在参与“台湾人骗台湾人”的跨境人口贩卖活动。这些成员不仅在台湾活动,其势力也延伸到了东南亚各地的诈骗园区。

“这些人会有很多客群,像是布下的饵,让看到陷阱有兴趣的人上钩后,他就收网。”台湾地区“刑事警察局”国际刑警科侦查第二队副队长叶泰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中也有许多是朋友骗朋友、同乡骗同乡,甚至还有台湾原住民青年骗自己的族人。

如果成功交易,卖家可以从每单业务里抽取几千甚至上万美金的佣金。

而“台式一条龙”的服务形式,让受骗者只要上钩,就几乎难以逃脱。其中包括包办台湾人出境前的所有事项,工作面试、契约签订、说服父母、协办护照、机场接送等。

不少受访者均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台湾当地负责诱骗和转运受骗者的“蛇头”组织,大多有竹联帮和天道盟背景的人员身影。

曾经的台湾黑帮老大张安乐,绰号“白狼”,过去是竹联帮的创帮成员之一。他公开表示,现在台湾牵涉的人口贩运犯罪,不只竹联帮本身有介入,各帮各派都有伸手搅和。在这条生意链里,人口贩运的运作与目前部分黑帮的经营逻辑,紧紧地镶嵌在一起。

他说,现在的竹联帮已经长成一棵大树,底下很多人来乘凉,参与动机五花八门,加上社会生态改变,现在每个帮派生存的重点就是赚钱,赚了钱之后才有能力“招兵买马,扩大组织,买武器、买军火”。

从上世纪90年代的“本土黑金政治”到“发展跨境业务”,台湾黑帮正在进行一场转型。

近几十年,台湾黑帮的组织形式逐渐从“堂口”向自负盈亏的“企业”转型,以此为自己披上一层合法外衣。

台湾黑社会能与柬埔寨等国非法组织相勾连,找到人口贩运的“买家”,与其长期以来积累的“家族宗派”性质有关。

“台湾的黑社会与家族企业往往是一体两面关系,互为表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特聘教授刘国深向南方周末记者剖析,随着台商的家族产业迁向东南亚国家,为黑社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很自然地也将他们在台湾的政商勾结套路带了过去。”

张安乐形容现在的黑帮,更像是各国帮派的聚合。“小弟们可能今天是A组织,明天就跳槽到B组织,忠诚不再受到重视,赚钱优先。”

受骗者一旦落入蛇头手中,他们会安排其尽快飞往柬埔寨、缅甸、阿联酋等诈骗园区。

当台湾诈骗公司将人送出境后,则由当地的“中介”接手。

2022年3月25日凌晨,张佳妮抵达金边机场,看到几名说着柬埔寨语的“接机者”,举着写她名字的牌子。当天早上,她就被3名男子载往柬埔寨西哈努克市。

“在车上联系介绍我来的那位‘大哥’,发现已经被他拉黑了,加上护照被当场没收,我知道自己可能被骗了。”张佳妮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落地柬埔寨后,杨维斌、张佳妮见到的接机者,都是说着柬语的人,这些中介们的任务相对简单,他们确认无误后将人带上车,直接驶往诈骗园区内,向买家交货、与卖家收取“跑腿”费用。

有些不同的是,蔡飞明没有护照,需要跑“水路”去缅甸。即不走指定口岸或者不经过边防检查,而是乘船偷渡过去。

他跟着“介绍人”辗转多种交通工具,在事先联系好的“蛇头”带领下,偷渡至缅甸小勐拉。蔡飞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坐上船后,自己就被蒙上了眼睛,不知道路线是什么。

“这可能是一条完整的生意线。”蔡飞明说,到达缅甸时,已经另外有人在等候交接。

买家:“透过受骗者赚钱”

在铁栅包裹的大楼里,有二十多个像杨维斌一样被骗的人,其中不乏中国台湾人、大陆人,马来西亚人等。他们几乎足不出户,吃喝拉撒睡都在同一栋楼里,每日三餐也大都相似,均是清水煮白面,配几条青菜。

“杨维斌们”的24小时也差不多:要完成工作、要达到业绩。

“所谓的工作,就是洗黑钱。”杨维斌向南方周末记者还原自己的“工作流程”:诈骗公司要求他们将国际版QQ上的有意者,引到另一个聊天软件,再从聊天软件引入到公司内部的App,将其银行卡、身份证、密码等信息绑定到公司的内部系统后,一单“洗黑钱业务”就完成了。

自1997年柬埔寨实行《外汇法》以来,该国取消外汇管制,对包括买卖外汇和各类国际结算转移在内的外汇业务放开限制。这为柬埔寨洗钱黑市蓬勃发展提供了温床。

“原先每人每月需达到两百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000万)的业绩,后来发现没有人能达得到要求。”杨维斌说,“最后要求至少也要完成5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00万元)。”

而张佳妮的“工作”,则是使用“美色”诈骗。

公司里有一名操着台湾口音的主管,安排所有遭软禁人员的工作内容。因为是女生,张佳妮要通过交友软件,用情感诱骗上当者的钱财。张佳妮拿到一份手册,上面用中文写着如何面对不同群体,诱人投资虚拟货币的话术。

“要先让对方爱上自己,取得信任后,想方设法让对方往一个设定好的链接里充钱。”张佳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她只会中文,所以选取的对象大多是中国台湾和大陆的中老年人。“每个月要达到业绩,不然就会被扣工资和殴打。”

然而,即便张佳妮完成任务,也没有拿到所谓的工资。

她所在的公司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则,能力突出者会得到“重用”,相反总是没有完成任务且能力一般的,除了身体上会受到伤害,还会遭到公司的遗弃,将其转卖到另一家公司,金额2万-5万美元不等。

转卖人口,是这些集团另外一个赚钱之法。

在上面所述的交易群里,南方周末记者经常会看到需要“赔付”多少金额,这是黑话,指的是新的买家需要花多少钱购买,也代表被骗者的“赎身费”。赔付价格通常在几千美金到几万美金不等。

台湾青年陈彦廷选择再一次将自己“卖出去”。

“他跟我一样,都被骗到同一个地方。”杨维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陈彦廷在网上找到了同在柬埔寨的另一家“公司”,后者为他缴纳了2000美元赎金,他便以保安员的身份,进入了新的公司。

疫情之下的台湾经济没有实际发展,年轻一代在岛内欠缺发展机会,自然更愿意赴海外“淘金”。 (人民视觉/图)

海外贩卖生意链:“任何一种转账方式都能接收”

摆在杨维斌面前的有几条路:要么交赎金离开,要么趁机逃跑。

大多数诈骗公司,允许受骗者交上规定的赎金金额自救。但杨维斌没有钱。

平日里,杨维斌假意地配合完成工作,在休息间隙四处观察地形,观察监视者的生活习性,然后不动声色地等待时机。

如何应对铁栅门旁24小时轮守的警卫,是逃跑计划中最为棘手的问题。

“我会深夜不定时地爬起来,观察警卫如何在值班。”不久,杨维斌有了新发现,“有一个监视器死角,那里的地形挺适合逃跑。”

在此之前,杨维斌还没有听说过偷逃成功的例子。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前有人逃跑失败,被监视者抓回来后,就再也不见踪影。

经过近两个月观察,杨维斌发现,每天早晨六点到七点半,警卫会躺在沙发上睡觉。于是想方设法联系了一个能在外接头的伙伴,让其在隔天早上找一辆车,到指定地点等候。

彻夜未眠守到黎明。清晨六点整,杨维斌沿着电梯下到一楼。但人算不如天算,刚好那一天警卫躺在沙发上没有睡着,正看着落地窗。听到声响,警卫便转过头,与他四目相对。此时的杨维斌被吓到“心跳都快停了”,强装镇定地走向厨房。

冷静了一会,他从厨房绕到室外的花圃后面,但想要按照计划走到监控死角位,还要经过一段落地窗可见的路。“当时我非常紧张,还好老天帮我,警卫翻过身睡觉了。”

沿着监控死角摸到铁栅门与相邻民房的衔接点,杨维斌用力抠住每一条栅栏之间的缝隙,脚蹬水泥墙从栅栏间“翻了出去”。

不到五分钟,杨维斌成功跳落到铁门外,头也不回地冲向接应车。

这是他被软禁的第58天。他是近期高薪诱骗案中少数自己逃出来的人。

如果不冒死逃出,那就只能交赎金,如同蔡飞明、张佳妮一样,花钱自救。

在请示“老板”后,主管开出了3.8万美元的价格,张佳妮无能为力。经与主管软磨硬泡,赎金最终降到2.5万美元。

“诈骗公司跟我说,如果不想干了,就转1.1万美金(折合人民币8万元)到账户上,人就可以走了。”蔡飞明说,这赎金价格在诈骗园区里,并不算高,但他实在拿不出来。

所幸的是,他在缅甸并没有遭受到人身伤害,也可以在监管者的监督下,使用手机与家里人联系。蔡飞明向所有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遍,凑齐赎金。

“你想不到的是,诈骗公司任何一种转账方式都能接收。”蔡飞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管是刷卡、银行卡转账,还是支付宝、微信,“只要你能给钱,就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方式”。

在交完赎金之后,诈骗公司还将没有护照的蔡飞明送到缅甸边境口岸。蔡飞明属于被骗者非法入境,拘留了十天,之后顺利返回。

另一边,在当地警方办理护照遗失手续时,杨维斌遇到了台湾反诈骗网红博主黄煦杰和当地救援队成员狄德,获得现金资助,最终也顺利回到台湾。

黄煦杰在拍摄的短片里爆料,2022年7月底,他收到来自台湾青年被困柬埔寨的家属求助,决定到柬埔寨进行救人工作,“也给观众们了解一下真实情况”。

“救援需要多种力量,只不过我是唯一愿意出来露面的人而已。”在黄煦杰的视频主页里,可以看到他拍摄的关于台湾青年被骗的视频。另外,他还专门拍了解码诈骗的系列视频,点击量过百万。

当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狄德所在的救援队,希望视频连线时,他警觉地表示,公开身份等于将自己置身于“生与死”的威胁当中。“原因非常清楚,我们触碰到了有些人的利益。”

梳理整条生意链不难发现,构成人口贩运的每个节点都能从中获利:由买家诈骗集团出资,用每人几千至几万美元不等的价格“下订单”,台湾黑帮人蛇负责找人,当地中介负责接送、送“货”上门,两者共同瓜分买家的“订单”费。

至于把人买来的诈骗集团,则通过转卖人口或赚赎金创造利润。

街头的大字报:“大家不要再上当受骗”

如今,幸运从缅甸返回的蔡飞明,仍然做着理发师的工作。但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他以十分严厉的语气,想阻止要离开台湾去海外赚大钱的人。“不要去,去了就回不来!”“珍爱生命!”

他期待能和更多返台的幸存者与受骗者抱团取暖,在网络上劝退更多不谙世事的青年。

“台湾民众往境外找寻机会,是内部推力及外部拉力的综合作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陈先才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一方面,疫情之下的台湾经济没有实际发展,年轻一代在岛内欠缺发展机会,自然更愿意赴海外‘淘金’。另一方面,其他邻近地区拥有更具吸引力的收入。”

张佳妮则几乎不曾在媒体上露面过。她白天去商场里卖服装,晚上去酒吧打工,慢慢还家里人跟亲戚朋友凑赎金时欠下的债。

已经回家的杨维斌,每天除了打工外,还将他的柬埔寨逃难经历手写成大字报,摆在台北街头宣传。他频繁出现在媒体镜头面前,接受海内外各大机构媒体的采访,拆穿“淘金”真相,告诫青年不要再上当受骗。

但危险的链条依然在延伸。

台湾青年被诱骗的消息持续发酵,与其相隔716公里的香港,亦有人被“卖猪仔”。

2022年8月18日,香港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召开记者会,表明针对一些港人被骗至东南亚国家、在遭受禁锢的情况下进行非法活动的求助个案,港府专门成立项目小组,与中国使领馆和警方跟进,至今已有12人回港。

“由于中国台湾人、大陆人,马来西亚人的警惕性越来越高,现在都不太好骗了。”杨维斌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他私底下也接到过香港人的救助信息。“诈骗公司的目标已经转向香港,甚至一些欧洲国家的人。”

营救也正在努力进行。比如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正与柬埔寨执法部门通力合作,让更多深陷泥潭的青年成功返家。

而对持续自柬国接获求助讯息的台湾警方来说,在台湾桃园机场把人拦下,是他们阻止人们受骗的方法之一。

此外,在一些飞往东南亚的航班上,航警会拿着“出国打工陷阱多、拘禁殴打回不来”的警示标语,来回巡逻。

(南方周末实习生黄婉琪对本文亦有贡献。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狄德、张佳妮、蔡飞明、陈彦廷均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王瑭琳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杨骋宇 南方周末实习生 曾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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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D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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