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物业有限公司

6 伤 遁

6.3 信用忧思

我入读中南财大后，西方对华制裁逐渐解冻，30万辆轿车项目在延宕了一段时间后终于签约，武汉轿车产业开发区也开始全面建设并更名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那年我刚进入博三，便接到开发区召我回去筹建投资公司的消息。因两年多以前导师向任秘书长争取“放行”我时，曾承诺若需要可以让我学成后回开发区，于是我便提前半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应召回去协助开发区财政局长经办投资公司的筹建工作。

我“就手”从母校延揽了两位金融专业研三高材生跟我去开发区实习。我们“共谋”提出的筹建方案，一是在主营业务上将公司定位为区隔于银行等普通金融机构的“消费信贷专营业者”，主要依托轿车产业和新区开发这两大特殊优势聚焦发展购车和购房按揭服务。我们分析社会购车和新区购房具有巨大的潜在需求，加上“标的”物都是非常适合抵押的耐用消费品，“垄断”发展此特色业务相对安全必有可为。二是在公司性质上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制，从股份的定向募集逐步走向公开募集（上市），这在当时也算是比较“超前”的。由于国家对金融行业有严格的“行规”，我们只能按既有规制采用“信托投资公司”的名称并向人民银行申报。这一方案得到思想开放的分管市领导王明权副市长（后调任交通银行总行行长）和开发区领导班子的认同。股份公司需要字号，不能按计划经济惯例叫“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托投资公司”，于是任秘书长从我建议的几个备选字号中圈定为“武汉绿岛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绿岛”二字缘起于将开发区打造成为“科技和生态之园”的愿景，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当时流行的台湾歌曲《绿岛小夜曲》的影响。

得到领导的首肯，我和两位参与前期策划的研究生“助手”便兴奋不已地赶写可行性研究报告、公司章程、发起人协议、招股说明书、创立大会决议、设立申请报告等一大堆筹备和报批文件。也许因公司业务定位和前景看好，加上任秘书长提供有效信息并提前“铺路”，我先后去市建行、市工行、市证券、市人保、市烟草、3303厂、市粮食公司等单位募股，还陪同开发区财政局长去宜昌向葛洲坝水力发电厂募股，均得到满意结果。加上开发区财政出资，共筹集到了4600万法人股本，离目标5000万还差400万则留待将来发行内部职工股。在全体股东代表和相关政府部门参加的公司创设会上，任秘书长当选董事长，葛洲坝电厂侯厂长当选副董事长。经董事长提议并通过，开发区财政局严局暂时兼任总经理，我担任副总经理。董事长在提名我时做了较多介绍，其中一句可能是针对金融企业特点的“诙谐”评价是：此人靠得住，绝对不会携款潜逃。

然而公司成立后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因设立金融企业需报央行审批，当时正遇宏观调控金融收紧，审批陷于旷日持久的等待状态，只好暂借“武汉市信托投资公司开发区分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公司前后两任总经理都是身居要职的行政官员（第二任是级别更高的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主要忙于政府工作；而我作为助手被安排分管房地产业务，很难主导实现发展消费信贷业务的初衷（百忙中的总经理未见得看过我们的原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筹建方案），更无人事权（我延揽的两位最早参与公司谋划的金融高材生毕业后均未能进来）。公司成了一家全社会资金短缺条件下“万人求贷”的“影子银行”和“坐收暴利”的“高利贷主”，中层乃至普通员工们都争相追随“当家人”以跻身“吃香”而又“风光”的放贷业务。被边缘化的我预感长此下去公司的坏账风险将一天天累积，便写了篇时评《警惕：信用关系的渐变》发表在《长江日报》上，旨在提醒所有金融业者（并非也不敢直接针对本公司）警惕全社会潜在的信用风险。但好奇的是这似乎并未得到内部的关注，反倒在外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电视台还上门采访我并做成《信用危机忧思录》的专题节目播出（参见图6-3）。

此时我又想到逃离，也算是一种伤遁吧！便利用分管房地产业务的机会寻求与一港商合资组建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武汉大通物业有限公司。港商任董事长，我任总经理。因急于“逃”离，准备仓促，谈成的这家港商实力并不雄厚。但其人诚意十足，签约当场就拿出一纸袋100万港币现钞作为诚意金。这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巨款。钱交过来后天色已晚，银行都已关门，我让财务人员拎回家保管。但应邀前来出席签约仪式的开发区主要领导任秘书长将纸袋要过来亲自交到我手上：你保管！这让我想起了他在信托投资公司创设会上推介我时说的那句话：此人靠得住，绝不会携款潜逃。

当晚我只好陪同港商“下榻”酒店，把那袋现钞枕在头下，与港商抽烟聊天差不多通宵达旦。半夜任秘书长还打来电话过问“没什么事吧？”足见其谨慎和认真。直到第二天上午他听到我报告钱已存入银行才放下心来。

因这位港商专注于他原来的纺织业务且后来遇到经营困难，自提交了那笔百万港币的诚意金后就再无注资。按合资协议对等出资的原则，我方在设立时也按当时的汇率投入了100万人民币。一年多后对方撤回了投资，公司便更名为“武汉绿岛物业有限公司”，我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成为开发区信托投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又因购地需要母公司追加了200万投资，这样绿岛物业实际上拥有300万本金。

然而这家资本金不足的子公司发挥了意外的作用：通过预售楼花开发绿岛大厦等物业获得成功，储备了几幅升值潜力巨大的“黄金地段”地块，实现了资产的大幅增值；尤其是承接了母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通过投资项目破产清算和债权诉讼执行回来的多笔不动产，大大减少了母公司的投资和贷款坏账损失（参阅小贴士【相关讨论】）。

【相关讨论】多年后我在大学给MBA、EMBA、MPA班讲课时，曾与学生中的金融高管讨论“信用忧思”，都深感信贷业务“放”易“收”难的现实。放高利贷虽然看起来是“事半功（利）倍”的“轻松美差”，其实风险极高。大多不计后果敢借高利贷者原本就没认真考虑还款。于是民间高利贷业者便高成本豢养或雇请非法的黑社会力量作为保障手段。正规银行受政策约束既不能也不愿过度加高利息，但倾向于选择购房、购车按揭等消费信贷服务，不仅利率稍高于合法经营贷，而且有足值的标的物作抵押且针对的是负有连带责任的“自然人”（经营贷针对的是“法人”，在有限责任制下背后的实操自然人很容易“金蝉脱壳”），鲜有坏账之忧。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房贷规模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开发区信托投资公司在没有任何“非常手段”的条件下，放弃原拟相对安全独到的消费信贷业务而涉足貌似轻松实则高危的“高利经营贷”业务，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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