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虚拟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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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史上最惨烈的货币贬值

德国赔款

想要颠覆现有社会的基础，没有比货币贬值更绝妙、更可靠的办法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正像它的爆发一样，让人完全诧异。1918年6月，德国军队突破联军防线，距离巴黎不到50英里。德国民众被政府蒙蔽，认为胜券在握。一个月后，协约国进行反击，似乎整个德国的战争机器都遭到了瓦解，德国军队因最后的攻势耗尽精力而崩溃。德国国内对于战争的支持荡然无存，民众士气低落，士兵成群结队地当了逃兵，海军被封锁在基尔，将士们被迫叛变。德国的盟友也开始在背地里求和。到了10月，军方不顾一切竭尽可能来挽救局势，并向民众交出了权力。11月9日，德皇被自己的将军们流放，登上了一列火车逃往荷兰。11月11日一早，在距离巴黎40英里以外的贡比涅森林的一节火车车厢中，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

整个欧洲大约有1 1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200万德国人、140万法国人以及90万英国人。另有2 100万人受伤，其中大部分都终身残疾。此外还有900万平民死亡，大部分都是死于饥饿和寒冷，或者是因抵抗力下降而死于恐怖的瘟疫。但是，除了可怕的人员伤亡以外，战争所造成的实际物质破坏范围仅限于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狭长地带。而在西线，花在重建被破坏的矿井、农场和工厂上的费用，总计也不过70亿美元而已。

由于人员和资本的损耗、工厂转向生产武器、牲畜遭到屠宰等原因，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经济都在倒退，其中德国和法国的下降幅度达30%，英国不到5%。与此相反，战争却使美国受益匪浅。由于参战较晚，美国的人员伤亡很少，而粮食和原材料的出口却在大增，它对协约国的战争供应大大推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每年的GDP为4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而到了1919年，其GDP要比以上三国的总和多出50%。

战争所造成的最有害的经济后果便是欧洲堆积如山的债务。在4年持续不断带有强迫性的战争中，欧洲各国政府大约花掉了2 000亿美元，彼此间的战争破坏几乎将各国的GDP消耗了一半。为了筹措资金，它们提高税负，向自己的国民和美国借巨款，并且简单地印刷越来越多的纸币。欧洲各国都是一丘之貉——英国的货币供应量翻了一番；法国增至此前的三倍；德国做得最绝，增至原来的四倍。尽管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也翻了一番，但这与制造通货膨胀的战争财政关系不大，与欧洲相比，美国对战争财政的依赖程度要小很多。所以，美国货币数量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其黄金的大量流入。这就形成了下一个十年的格局：欧洲在为过去的负担继续挣扎，而美国却因运气太好，面对着过多的利益，反倒有些吃不消。

在德皇逃离德国的当天，沙赫特就在柏林。那天早晨，尽管在事实上德皇还没有退位——两周后，德皇才在荷兰的避难所里正式退位，但总理巴登亲王（Prince Max of Baden），德皇的远方堂兄弟，抢先宣布了皇帝的下台。整个城市就像一座集中营，到处纠缠着铁丝网，街道也被推倒的汽车所阻塞。革命正在酝酿之中。这里刚刚宣布了一场大罢工，成千的工人和士兵穿过市中心进行游行，要求成立共和国。

大约中午的时候，沙赫特从波茨坦广场附近的艾斯普兰德酒店里走出来，遇到了一队坐在卡车后敞篷里的士兵，他们正横穿广场。在车站，一个机枪连摆开战斗队形。整个局面似乎没有人可以掌控。为了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避免被暴动的人群抓捕，沙赫特和他的同伴朝北走向德国国会大厦，却发现那里早已人去楼空。就在不久前，社会民主党领袖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推动了历史，他走上阳台，向下面的人群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尽管国会还没有批准这一举措，但新的德意志共和国就这样诞生了。暴动的人群就此前往被德皇放弃的柏林宫。

沙赫特随后评价说，在那戏剧性的一天里，混乱之中却存在着某种德国特有的秩序。皇帝的王朝也许倾塌了，德国的政治体制也许被推翻了，但芸芸众生依旧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试着去忽略这些政治运动。有轨电车没有停开，电、水、气的供应没有中断，几乎没有几个人被杀——那一天的人员伤亡总数不足15人。甚至当宫殿附近冷枪不断的时候，逃亡的人群也依然本能地遵守着法律，甚至连“切勿践踏草坪”的警示都被严格遵守。

在全德国范围内，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委员会一跃而起，接管了地方当局的权力。11月10日，沙赫特被选入了当地社区的委员会。

接下来的几周是一个可怕的混乱时期。尽管11月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和平中进行的，但到了1月的最初几周，暴力冲突爆发了。柏林被罢工、游行示威以及激烈巷战完全破坏。在穿过这座愁云惨雾的城市回家时，他能够听到机关枪经久不息的嗒嗒声。有一次，他被困在了凯瑟赫夫酒店，在外面，一群示威者正在和一群政府支持者发生冲突。一颗手雷在人群中爆炸，人们仓皇而逃，有个人横尸在下面的街道上。他在多年后回忆道：“德国的命运悬于一线。”

但是，对于像沙赫特这样有才能的中产阶级来说，这也是个机会。帝国崩溃，旧的秩序被冲破。在德皇出逃后的48小时内，全德国有25位王公放弃爵位，一直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容克贵族⁽⁹⁾名誉扫地，其权力已经荡然无存。

起初，沙赫特认为他能够在政界谋得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是青年自由主义同盟的成员，这个组织是国家自由党的臂膀。国家自由党是一个国家主义而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政党，狂热地支持德皇的扩张政策。1901年，他甚至拒绝被党派提名参加德国国会的竞选。他知道帝国的权力被贵族垄断着，特别是普鲁士贵族，像自己这样背景的人是不会获得任何重要公职的。但是，共和国的新总统在之前是个马具商，新的内阁大臣此前是一名记者，旧的等级体系在现在看来已经瓦解了。

11月10日，当共和国才是个一天大的新生儿时，沙赫特就被邀请参加一个会议，并被请求帮助成立一个新的中间党派——德意志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自身的发展势头很好，成了一个代表学术界、新闻界和商界的政党，该党中的很多成员都是犹太人，它吸引了像马克斯·韦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巨擘。在1919年的竞选中，德意志民主党一跃成为国会第三大党，紧随社会党、天主教中央党之后。

但是，沙赫特和民主政治的短暂亲密接触注定是不太成功的。由于金融界和商界有着广泛联系，因此他在为德意志民主党筹措资金方面举足轻重，并协助起草党的纲领。但是，沙赫特缺少吸引投票人的亲民性，由于其太骄傲而忽视了建立必要的个人联盟，以至于他没能说服哪怕是一个选区的选民推举他为候选人。在该党的领导层中，他也备受争议。该党的重要人物西奥多·伍尔夫（Theodor Woolf），此前曾是《柏林市民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编辑，认为他只不过又是一个搭民主事业便车的机会主义者，对新的共和国毫无忠诚可言。

对于沙赫特自己而言，他也已经看透了这个党。在1925年德意志民主党投票赞同取消用来满足退位统治者需要的金库时，他正式与其决裂。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德意志民主党像德国所有的中间党派一样，受到两级政治形态特别是右派的挤压，变得无足轻重。而在那时，沙赫特却已向更大的目标进发了。

或许，他在政治选举上的乏善可陈并没有让人感到奇怪。他完全是一个很难让人喜欢的人，人们发现他冷淡、不易动感情，精明而过于算计。他自己也承认，他总是以一个“冷酷无情、什么都想要搞明白”的形象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的外貌造成的。一个熟人评论他说：“他使自己看上去像一个普鲁士预备军官和一个试图模仿军官的普鲁士初级法官的综合体。”他与众不同的体貌特征——平头、生硬的举动、呆板竖直的站姿、永远一副眉头紧锁咄咄逼人的样子，使他在成名后成了漫画家们极爱采用的素材。但是，比起外貌来说，更是由于他的性格特征——极度空虚、自吹自擂的习惯、顽固、刻薄以及冷嘲热讽——使他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他洋溢着令人惊讶的自信，这从侧面体现了他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一个出身于中下阶层的精英的典型特征。由于出身贫苦，在一个阶级和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压倒一切的社会里，他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在经历了一次次的碰壁后，他认识到只能依靠自己。不管取得怎样的成功，他都将其归功于自己的超凡智慧以及艰苦环境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能力。一位评论家曾写道：“除了对自我的信念，对他而言，再没有什么是重要的了。这一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超脱了个人色彩。他对自我的夸大做到了极致，以至于听众都感受不到他的半点儿自夸。”与其他一些向上爬的人会将自己的玩世不恭隐藏在个人魅力之下不同，他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他。很久以后，当他显露了真面目时，一位政治家写道：“他是一个不合群、独特而孤独的人，没有追随者，也没有战友。他没有朋友，只有敌人。”但是，无可争辩的是，他高度自律、精力过人、不屈不挠。

德国赔款问题——也就是战争的胜利者，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究竟能从德国身上弄到多少钱来弥补自己的战争损失，这在此后的20年里都是欧洲金融前景的梦魇。战争也许结束了，但冲突并没有终止。美国谈判代表托马斯·拉蒙特回忆道，在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没有人想提出“会造成更多麻烦、争论、拖延并令人难以接受”的方案。

与会者到了巴黎，他们一致认为因为法国遭受了最严重的国民损失和人员伤亡，所以法国一定会是对德国实行惩罚性赔款的最坚定支持者。然而，事实证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英国。原本英国财政部的自由主义倾向较强，提出了和平计划，基调是适当中庸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在巴黎和会之前的几个月，英国媒体在《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的领导下发起了一场毫无价值的要求施行强硬外交政策的运动，倾向于严厉对待赔款问题。在1918年12月的选举期间，一个关于协约国应该“像压榨水果一样挤压德国，直到果仁吱吱作响”的口号在选民中引起了共鸣。

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为了迎合公众主张，特意指派了在惩罚性赔款问题上最强硬的三位支持者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前去参加在巴黎召开的赔款问题委员会会议，这三个人分别是固执好斗的澳洲总督威廉·休斯（William Hughes）、以无情著称的上议院高级法官萨姆纳勋爵（Lord Sumner）以及粗野暴躁的英格兰银行前行长沃尔特·坎利夫。

坎利夫则被定位为这个“三重唱”的金融智囊。尽管他曾是一名成功的银行家，甚至做过英格兰银行的行长，但他在经济学方面确实很无知，甚至连最基本的入门知识都很匮乏。在动身前往巴黎的前几周，他提议德国应该支付1 000亿美元的赔款，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每年的GDP大约为120亿美元，让其担负8倍于其年度收入的债务简直是登峰造极的蠢行，单单是债务利息就会占去德国GDP的40%。尽管坎利夫自己承认计算赔款的依据“不比瞎猜好多少”，但他当时被催着必须要在三天之内提交赔款的具体数额。他还推测说自己甚至可能低估了德国的偿付能力，如果有人说德国能够偿付2 000亿美元，他也“不会不相信这个人”。

法国要求赔款的渴望来自其创伤感。在过去的50年里，法国两次被德国入侵，且一直被德国复兴的恐惧折磨着。德国人更好斗、更成功，而且年轻、富有和充满活力。德国的人口总数比法国多出50%，即6 000万德国人对4 000万法国人。尽管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 Clemenceau）从来没有像德国宣传的那样，真的宣称基本问题在于德国的人口数比法国多出了2 000万，但这一想法显然是在他脑子里的。因此，法国决定采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削弱德国的势力——要求裁军、尽可能地从这个邻国割走部分领土和索取赔款。

在巴黎谈判期间，形势变得显而易见，对于法国来说，和安全相比，金钱是次要的。当法国财政部长卢西恩·克洛茨（Lucien Klotz）坚持争取更多的赔款时，法国代表团的团长克列孟梭对他很不屑，将其称为“唯一的除了金钱之外一无所知的犹太人”，并把他排斥在参加谈判的内阁大臣之外。克列孟梭尝试着在赔款问题上更加灵活，以此作为和美国人谈判的筹码来换取与德国边境的安全保障。只有在这些保障被证明不充分时，他才会转而要求高额赔款。

这正中美国代表团的下怀，他们提倡适度的赔款。其代表团成员包括著名的股票投机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J. P．摩根的托马斯·拉蒙特以及一个年轻的助手——当时年仅31岁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他们的立场是巨额赔款将与当初德国所签订的放下武器的停战协议条款相矛盾。此外，他们认为惩罚性的赔款将会是一块巨石，不仅仅压在德国身上，更会压在整个欧洲身上。

关于赔款的马拉松式谈判长达10周，直到3月底各方依然僵持不下。赔款委员会的英国代表以坎利夫和萨姆纳为首，由于他们总在一起，并坚持如此令人无法接受的赔款数额，因而被取了一个“绝配”的绰号。他们提出，如果少于550亿美元，赔款问题将不能解决。

美国人倾向的方案是将赔款金额限定在100亿～120亿美元之间，且绝不能高于240亿美元。尽管威尔逊总统在很多问题上都可以被同在巴黎的其他领袖说服或用计哄骗，但是在这一点上美国代表团将坚持己见，绝不会同意让赔款数额超过这一限制。

各方都做了一些尝试，试图打破这一僵局。劳合·乔治亲自施展了相当的政治手段，但坎利夫和萨姆纳拒绝做出让步。劳合·乔治的座右铭是：“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在政治问题上，如果可以迂回，绝不进行代价巨大的正面攻击。”他最初任命这两个人，是希望他们可以签订一个适中的解决方案。现如今，这两人的绝不妥协态度却让他自己骑虎难下。劳合·乔治的解决方法是先绕开这两个人，在最后时刻，和会提出将赔款评估一事推迟一段时间，并委派一个专门机构来选定时间，要求这一机构做出决定的时间不得晚于3月31日。他希望到那时人们会冷静下来，英国的政治气候会发生变化，从而能够达成一个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1919年初的几个月里，巴黎和会还在进行，沙赫特和很多其他德国人一样，都被伍德罗·威尔逊高尚的声明所麻痹，并期待他们将大方地做出一个和平的裁定。沙赫特相信真正的问题将是战后高悬的债务会导致欧洲的全面破产。他天真地谈起一个重大的重建计划：由英国和德国联手开发俄国丰富的自然资源，英国提供领导和资本，德国提供人力和工程技术。

1919年5月，当《凡尔赛条约》的条款最终披露给德国时，整个国家都陷入了震惊和愤怒。

德国将失去1/8的领土，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将被归还给法国，萨尔河的煤矿将被割让给法国，北石勒苏益格将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愿意成为丹麦的一部分，上西里西亚、坡森和西普鲁士将被划归波兰，莱茵河两岸永远非军事化，军队将被裁减至不超过10万人，海军将被撤销，商船也将分配给协约国。尽管协约国推迟了确定赔款金额的时间，但广为人知的是，悬而未决的赔款数额将是巨大的。在过渡期，德国被要求在1921年5月1日前支付第一笔金额达50亿美元的赔款。一个新的赔款委员会将会成立，以巴黎为基地，专门负责决定德国的债务问题，同时监督偿还资金的筹集。对于德国来说，最大的羞辱是条款的第231条，称为“蒙羞条款”，其中竟将德国列为挑起战争的唯一元凶。

德国对于和约的反应达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程度。所有形式的公众娱乐活动都暂停一周以示抗议，德国全国降半旗。内阁大臣菲利普·沙伊德曼认为条款“无法忍受、无法实现、无法接受”，声称它将使“德国人沦为奴隶，在铁丝网和监狱的栅栏后被迫劳动”。德国人有5天的最后期限来决定是同意条款还是重新面临敌对。沙伊德曼为了不在文件上签自己的名字而选择辞职，他说：“面对将要套上它自己和我们的锁链，哪只手将会毫不畏缩？”在德国接受和约的当天，新教教堂宣布这一天为德国全国范围的哀悼日。

接下来的几年，在可以让德国陷入瘫痪的众多分歧背后，有一件事情能够团结所有阶级和每一个政治派别——民主党和保皇党、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和新教、北方人和南方人、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撒克逊人和黑森人，那就是《凡尔赛条约》（或者叫作勒令）是不公平的。同时，在和约加诸德国的各种惩罚中——裁军、割地、占领和赔款，只有赔款唯一有可能成为德国展开外交政策最为殚精竭虑的问题。德国已经被迫温顺地将军事力量削减到和以前相比微不足道的程度，这也使得它在面对领土和殖民地的丢失时无能为力。只有在赔款问题上德国看上去还能够进行一些还击，它发现了每一个巨额债务人在某一时刻都会发现的道理：当欠下巨款时，威胁对方说不能还钱能够使债务人获得有利地位。

沙赫特首次面临赔款问题是在1919年秋天。他受命与一群工商界人士前往海牙，和协约国的委员会就一些货物的交付问题进行谈判，这些货物被作为赔款过渡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德国代表团遭到了一系列卑劣的羞辱：他们被迫待在最糟糕的旅馆，只有劣质的食物，活动受到限制，还被公然跟踪；最后，在谈判期间他们甚至没有座位而只能站着。当沙赫特抱怨时，他被告知“你似乎忘了你的国家输掉了战争”。这是沙赫特第一次遭遇被他称作胜利者的“中世纪式的傲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一名英国人，而并非德国人，对赔款发起了最具破坏性的攻击。1919年11月，剑桥大学年轻的教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凯恩斯在书中论述道，德国若想通过挣钱来赔偿协约国，那么它卖出的商品必须多于买入的，而它的贸易伙伴必须乐于吸收大量商品的流入，承担自身产业崩溃的潜在后果。因此，将赔款要求变得适中一些，也符合协约国自身的利益。正如他所指出的：“若想从德国挤奶，首先要保证其不被毁灭。”据他推断，若世界贸易没有被严重破坏，德国所能承受的最大赔款金额大约为60亿美元。

很快这本书就成了畅销书，仅在出版后的6个月全球销量就超过了10万册，并被美国的《新共和》（New Republic）和法国的《新法国评论》（La Nouvelle Revue Francaise）连载，还被翻译成法语、德语、荷兰语、弗兰德语、丹麦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俄语、日语和中文。在36岁时，凯恩斯凭借着自己的如椽巨笔一举成名——不仅仅是在英国，更是在全世界。

从他小时候起，人们就留意到了年轻的凯恩斯的超凡智力。而且，他从幼年时起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883年，凯恩斯出生在英国剑桥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剑桥大学及其周边度过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是剑桥大学的教师，也是一位很早就声名鹊起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但是他并没有很大的抱负，转而从事大学的行政工作。凯恩斯在伊顿公学待了4年，作为那里的金童之一，他以非凡的学业成绩和广受欢迎而闻名。1902年，他进入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攻读数学，很快就被选入名为“使徒会”的学术精英团体。

这一团体在当时已经吸纳了G. E．摩尔（G. E. Moore）、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李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等人。在自己的剑桥岁月里，凯恩斯一头扎入了一个温室，既参加高度思辨的哲学辩论，又和“使徒会”的会友发生同性之间的感情纠缠。就连很少对他人才智留下印象的伯特兰·罗素都将凯恩斯的思路评价为“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敏锐、最清晰的”。

1904年毕业之后，凯恩斯一度尝试加入印度的政府机关当个职员，借此逃离大学。尽管他个性十足地强调说这是因为“我明显比主考官更懂经济学”，但他在公务员考试中只得了第二名，没有被财政部选上。在印度的政府机关才干了不到一年，他就辞职了。尽管工作并不繁重——工作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周六的上午11点到下午1点；除了赛马会日（Derby Day）每年有8周的假期，但他觉得自己过于清闲。他的任务包括组织船只将10头苏格兰艾尔郡公牛运往孟买，以及定期为国会准备名为“印度在精神和物质文明上的进步”的年度报告。凯恩斯对整个过程所充斥的维多利亚式浮夸感到厌恶，他对李顿·斯特雷奇开玩笑说，自己计划在报告中加上一个关于鸡奸的附录，且附上插图。由于工作的无趣，并且他发现自己很难克制本能式的对于权威的不敬，因此他回到了剑桥大学。

在剑桥，他即将取得大学的经济学教师资格，但他的爱好一直是哲学。1909年，他开始撰写一本关于概率哲学基础的书，希望以此改变哲学家对不确定性的思考方式。书的主题即为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因而很难定义什么才是理性的做法。在这样的环境下，是直觉而并非分析为行动提供了最终的依据——这体现出他日后对经济学的思考以及近乎同样非凡的投机赚钱能力。

除了对抽象概念和哲学辩论充满热情，凯恩斯还有着更大的雄心。除了教学职责和关于概率的著作，他在战前几年还是印度货币金融皇家专项调查委员会的成员，甚至还就此专题出版过著作，并且掌管着所在学院的投资组合，时不时地就金融问题为《早报》（Morning Post）和《经济学人》供稿，还成了《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的编委，为其投稿和撰写评论。此外，他的业余爱好很多，他收藏了数量可观的古籍和现代绘画，热衷于打高尔夫球，并对芭蕾情有独钟。他还结交了很多非凡的、各式各样的朋友。的确，人们常常认为他的兴趣太过于广泛了。

为了协调所有这些活动，他每周都会在伦敦待上几天，和他的一些年轻朋友合住在不伦瑞克广场38号的一所房子里——其中包括阿德里安·斯蒂芬（Adrian Stephen）、斯蒂芬的妹妹弗吉尼娅以及她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很多人是他在剑桥读本科时就认识的。但是，当他那些颇具波希米亚风格的朋友们将金钱和权力的世界视为污秽的时候，他却非常愿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随着战争的爆发，他回归政府的机会终于来了。8月2日，星期日，他在剑桥收到了一封来自财政部老同事巴兹尔·布莱克特（Basil Blackett）的信：“昨天我设法联系你，但发现你并不在市内。我希望你能够为国家出谋划策，并且我认为你将会享受这一过程。如果你在星期一有空见我，我将不胜感激，但恐怕到时你将需要做些决定。”从尊敬的人那里得到这样一份邀请，使自己获得一个接触世界事务的机会，这让他无法拒绝。他甚至等不及前往伦敦的下一班火车，而是说服了妹夫A.V．希尔（A.V. Hill）骑摩托车将自己送到伦敦，而自己就坐在摩托车的挎斗上。当天晚上，凯恩斯就已经坐在白厅街的财政部大楼里，奋笔起草一份呈送内阁大臣审阅的文件了，主题即为英国是否应步欧洲其他国家的后尘放弃金本位制度。在财政部的前几个月，他都是财政部的初级经济顾问。

他在财政部升得很快。1917年初，他就已经成为外部筹资分部的主管，负责保证合理期限美元债务的偿付以备战争之需，并维持英国经济的流动性。这也许是战争期间英国所面临的最紧急的经济问题，因而也使凯恩斯接触到了经济政策制定的中枢环节。

步入最高级的社交和政治圈子后，他完全沉浸于决策者日理万机的生活氛围中。他被首相和首相夫人邀请到乡下过周末，在唐宁街10号打桥牌，利用周末到财政部长家里做客，和康诺特公爵（Duke of Connaught）及摩纳哥公主一起进餐。用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奥托琳·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的话来说，他“贪婪地向往工作、名望、影响力、支配力和他人的羡慕”。

成功和聪慧的结合有时使他让人难以忍受。但是，他那些风华正茂的朋友们，由于活在一个充满艺术、文学、观念的单纯世界里，却能够揶揄他刚刚找到的高层路线，他们甚至甘愿忍受他那让人愤怒的独断专行。他在挑战权威中获得颠覆性的快感，这为他在朋友们眼中挽回了形象。甚至没有人能够逃过他那富有机智、一针见血的评论。才加入财政部没几个月，他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就丝毫不比财政部长劳合·乔治少，比如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本着最大的敬意，在问到自己的想法时，我必须告诉您，我认为您的理由很垃圾。”在其他很多受到粗鲁无礼待遇的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对自己的优越智力过于自负的傲慢的年轻人。

如果仅仅以貌取人，人们是完全猜不到他的这些特点的。他看上去非常普通：向后缩的下巴，稀疏的头发，略带军官样式的胡须。他的着装循规蹈矩，黑色三件套的西服和一顶卷边毡帽，有时是一顶圆顶礼帽。乍一看他就像是一个小有成就、像工蜂一样勤劳的都市人——可能是一位保险经纪人，或者是一位次级公务员。

在高傲的面纱之下，他实际上怀有某些深刻的不安——特别是对于自己的相貌。有一次在向朋友李顿·斯特雷奇坦露心声时他说：“我一直遭受着一个困扰，我自己无法改变，而且我猜想这个困扰将永远挥之不去，那就是我的相貌是如此让人厌恶。我想，自己将无法在身体上和别人亲近。”但是大部分和他亲近的人都同意一点，那就是他是最迷人、最有吸引力的伙伴。他的言谈闪烁着思想，才华横溢、诙谐生动。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回忆说：他“放荡古怪而又彬彬有礼，有着娱乐大众和令人震惊的天赋，是个聪明的人，而且只有非常聪明的人才能通过交谈认识到他的与众不同”。

凯恩斯的大部分年轻朋友都拒服兵役。随着战争的不断延续，他自己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战争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对生命的无情剥夺以及对英国财政状况的不断侵蚀。1917年，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久战不决可能意味着我们迄今所知的社会秩序的消失。但有些遗憾的是，我想我并不完全感到悲伤。富人遭到剥夺将更让人感到欣慰，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罪有应得。真正让我恐惧的其实是一个全民贫困的前景……统治者有多么疯狂、邪恶，就有多么无能，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文明将离我们不远了，我对此深感欣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凯恩斯被委任为巴黎和会上财政部的主要代表。尽管他的官方身份包括最高经济委员会中财政部长的代理人、停战谈判中协约国财政代表主席和大英帝国在财政委员会中的代表，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已被完全排除在赔款问题——这一巴黎和会最重要的经济谈判之外。他被迫以局外人的身份眼睁睁地看着和会的噩梦在一步步成真。正如他在之后所写的：“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场合下，大祸将至的预感挥之不去。”当1919年5月中旬和约条款被最终宣布时，他感到疲惫、厌恶，觉得别无选择，于是只好辞职。他在给李顿·斯特雷奇的信中写道：“我们输了，就让这对绝配（萨姆纳和坎利夫）独自为欧洲的毁灭心满意足吧。”

作为一本奇书，《和平的经济后果》是如此畅销，其中2/3的篇幅都是对赔款条约的分析和批驳。在当时甚至之后，在关于赔款问题的整场辩论中，人们被与之相关的庞大数据搞得头昏脑涨。在那个很少有人知晓德国或英国的GDP，甚至不知道GDP意味着什么的时代，这些数据太过庞大和抽象，大部分人包括政治家和很多银行家都无法理解。而凯恩斯却能够透过迷雾，将涉及上百亿美元调来拨去的问题转化得切实具体，甚至能够让普通人理解。

原本，一本充斥着有关法国和比利时的住宅价值、1914年德国的进出口构成、预测德国铁路运输量之类的数据和图表的书，看起来是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的。但凯恩斯却做到了，他彻底分析了每一个细枝末节，并像泼冷水一样告诉人们在所有这些抽象的数据背后，隐藏的是一番关于维持生活不可或缺的具体事物的论述。

这本书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凯恩斯巧妙地勾勒了巴黎和会上三大巨头的讽刺性形象。克列孟梭的“空虚绝望、老迈疲惫”；威尔逊的“想法和性情在本质上是神学的，而不是理性的，他头脑迟钝，不善变通”；劳合·乔治“有着平常人没有的第六感或第七感，判断着他人的性格、动机和下意识的冲动，觉察到每个人在想什么，甚至能猜到每个人下一步要说什么”。有好几个人，包括他的母亲，都劝凯恩斯删去书中一些精彩但带有煽动性的描述——特别是对劳合·乔治的勾勒：“他空虚而无内涵，毫无立场可言……一旦接近他，就能感觉到他本质上的漫无目的、内在上的不负责任、超脱于我们撒克逊人的好恶，还混合着他的狡猾、冷酷和对于权力的热衷。”

让大众浮想联翩的似乎是凯恩斯所勾勒的世界经济轮廓。他用果断的笔触描绘了战前爱德华七世时世界的运转，它的基础脆弱，并且战争破坏了其财政金融结构。维系旧的经济秩序的力量开始瓦解，他给出了关于未来的预想图景。这本书谈到“受威胁之下的文明”，谈到“人们被饥饿驱使，神经不安以至于陷入歇斯底里和疯狂的绝望状态”，这些有时听起来像是《旧约》里的悲惨故事。有关末日迫近的论调也许早就让人们的耳朵起了老茧，但是对于刚刚才从最可怕且明显无意义的大灾难中缓过来的一代人来说，它听起来却非常真切。

在全世界范围内，《和平的经济后果》对人们关于赔款的想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大的转变发生在英国。甚至在巴黎和会于1919年6月休会之前，劳合·乔治就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和约了。在最后时刻，他甚至试图说服其他两位领袖，建议或许应该让条款柔和一些，但是被威尔逊强硬地拒绝了，他说“首相在一开始就应该理性，这样到最后就不需要畏缩”。绝不仅仅是劳合·乔治良心上的负疚引导英国转变心意。英国可以称得上是店主之国，店主们渴望重振商业，重新发现德国作为经济中心的意义。作为外相，柯曾勋爵（Lord Curzon）曾向内阁宣称说：“对我们来说，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法国对于宿敌德国的敌意坚定不移、无法缓和，随着美国置身于欧洲蓝图之外以及英国逐渐开始同情德国，法国发现自己变得越发孤立了。

在巴黎和会之后的4年里，从1919年初到1922年底，欧洲走马灯式地在赔款问题上召开会议。法国和德国的政府都不断倒台——在那4年里法国经历了5届政府，德国则是6届，唯一参加全部会议的人便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好像是为了弥补自己在巴黎的失败，他积极投身于这一事务。据估计，那些年里他总共参加了33场不同的国际会议。大部分会议都是在欧洲的赌场和温泉圣地举办的——1920年4月在圣雷莫，6月在布洛涅，1921年10月在威斯巴登，1922年1月在戛纳，1922年4月的最后一场“马戏”在热那亚，所以法国首相雷蒙德·庞加莱将这些会议斥为“来自赌场的政治”。

尽管开会场所极尽华丽奢侈之能，但会议议题却是棘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国人脑子里根本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像庞加莱在1922年6月所说：“就我而言，德国赔款反倒让我痛苦，那样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撤出莱茵河。你认为哪一个更好，得到金钱还是得到新的领土？和战争赔款得到的金钱相比，我更喜欢占有和征服（土地）。”或者像劳合·乔治更有力地指出的那样：“法国不能决定到底是留着德国这头奶牛继续挤奶，还是将其做成牛排。”

英法之间渊源极深的仇恨，在共同对抗德国的10年中被隐藏了起来，如今却浮出了水面。上一代英国人所形成的对法国人的旧有形象，“爱慕虚荣、争吵不休、过度敏感”，如今又回来了。外相柯曾还抱怨法国倾向于“满足一己私利，为了追求金钱、肮脏的利益和野心，常常无视正直诚信的交易准则，甚至冒犯、有悖于英国人的正常本能”。在1922年的一个场合，他在和法国首相庞加莱打交道的过程中变得如此失落，以至于竟潸然泪下，叫喊道：“我受不了他了。”

和德国打交道也并不会比和法国容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个美国记者评论道：“感觉德国人空虚、心神不宁，这让全世界的外交官在与其交往时都感到绝望。”对于《凡尔赛条约》，德国人的情绪已经由起初的愤怒发展到现今化不开的挫折感、苦涩和怨恨，这使得这个战败国更难应对。从1919年5月的早些时候开始，当德国外交部长乌尔里希·冯·勃洛克道夫·伦佐伯爵（Count Ulrich Graf von Brockdorff-Rantzau）为了羞辱协约国的政治家而不站着向他们发言时，德国就已经因其傲慢的作风而树敌了。

德国也绝不仅仅是没有礼貌这么简单，他们非常精明地意识到，通过讨价还价将赔款时间拖得越久，最终支付也将越少。因此，他们所有的战略就是应付着、拖着谈判。在签订完和约的头两年，德国砸锅卖铁，偿还了50亿美元过渡性应付赔款中的20亿美元。

与此同时，设在巴黎的赔款委员会最终在1920年年中将330亿美元的数额摆上了台面，作为他们所评估的德国应该赔偿的金额。德国人的应对之策是将他们已经支付的金额考虑进来，对330亿这一数字进行一系列的修正——如此明显的作伪，甚至都让他们自己驻巴黎的代表们感到尴尬。他们最终得出结论，他们现在只欠协约国75亿美元。这激怒了劳合·乔治，他说如果再这样讨论下去，德国很快就可以反过来向协约国索要赔款了。

1921年5月，英国财政部的官员提出了一个方案，他们相信这一方案是通情达理的，德国人也将很难拒绝。赔款总额相当于125亿美元，近乎和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GDP持平。为了偿还这笔新债务每年的利息和本金，德国将被要求每年支付6亿～8亿美元，占其每年GDP的5%之多。

1921年5月，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英国的提议被接受了。从表面看来，协议像是最终达成了。德国代表团，以外交部长沃尔特·拉特瑙为首，在政策上也有了新的让步。自此以后，德国人将放弃他们对和约条款的抵制，转而实行“履行责任”的政策。

问题在于，即便是这样的责任，德国人也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自己将能够履行。现在，尽管新的赔款额更接近像凯恩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评论者最初所提出的总额，但德国官员坚持己见，认为即使是125亿美元的赔款最终也会给德国带来无法承受的负担。因此，他们并没有做出真正的努力，来履行伦敦会议所达成的条款。事实上，他们只按时偿还过一次。距伦敦解决方案的签订还不到半年，他们就开始拖欠还款，并再次回到赔款委员会申请延期偿付。赔款进度表上的数据显示，在前18个月里，德国对所欠的12亿美元偿还了不到一半。

当德国竭尽所能地通过谈判来减轻赔款负担时，其国内的经济每况愈下——尽管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很糟糕了。国家动荡不息，总是处于革命边缘，一直由一系列软弱的联合政府维持着运转，财政完全无法得到控制。除了因战争遗留问题所造成的庞大支出——为退伍军人和遗孀提供养老金，向那些因《凡尔赛条约》割地而失去私人财产的人们支付补偿，政府还承担了很多新的社会责任：工人8小时工作制，失业保险，病人、穷人的健康和福利开支。德国的财政问题主要还是由内而生的。此外，战争赔款让原本就困难重重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难以为继。为了筹资弥补缺口，德国的历届政府都指望着由德意志银行印制钞票。

1914年，马克的币值为4.2马克兑换一美元，即一马克的价值略少于24美分。到了1920年初，整个经济体系都受到了具有通货膨胀倾向的战争财政的影响，马克的币值一路狂跌到65马克兑换一美元——一马克只值1.5美分，物价水平为1914年的9倍。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尽管预算赤字巨大，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也增长了50%，但通货膨胀的速度却慢了下来，马克的币值甚至趋于稳定。因此，外国的私人投机者们赌定马克已经过度贬值，他们在这个国家身上大约投入了20亿美元。毕竟这是德国，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被人们当之无愧地视为纪律、秩序和组织的标杆。近乎令人难以想象，它竟会使自己沦落于货币贬值的放纵中，且放弃恢复秩序。

“在投机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闻的，”梅纳德·凯恩斯写道，“银行家和女仆一样都被卷入其中。欧洲和美国的人们都有买马克的票据。兜售马克债券的人们遍布各个首都的大街小巷，甚至在西班牙或南美的偏远村镇里，债券都可以由理发师的助手代为兑付。”

但是，1921年年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法国在赔款问题上的毫不让步，以及右翼杀手组织发动的政治谋杀，打破了公众对于德国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人们纷纷抛售马克，前两年买了德国马克的外国投机者也斩仓出局，他们损失了所投入的20亿美元中的大部分。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人们如果到密尔沃基或芝加哥的游戏厅娱乐，就会发现墙上糊满了早已一文不值的德国货币或债券。

随着马克币值的一路跳水，德国陷入了向下的漩涡里，并且越陷越深。倡导履行义务的外交部长沃尔特·拉特瑙是德国最具魅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富有、有教养，是个伟大的工业家族的世家子弟。1922年6月24日，他在自己的车里被一群疯狂的反对分子枪杀。至此，恐慌弥漫，人人自危。1922年，德国物价上涨了40倍，马克也相应地从190马克兑换一美元跌至7 600马克兑换一美元。

1923年初，由于德国没有及时满足当年的一项赔偿要求——他们没能将10万个电话杆运往法国，4万人的法国和比利时军队突然入侵德国，占领了它的工业心脏地带鲁尔区。首相威赫穆·库诺（Wilhelm Cuno）很无能，进行了消极抵抗。德国的预算赤字翻了一番，大约为15亿美元。为了筹措资金弥补不足，德国印刷了更多更不值钱的马克。1922年，德国发行了1万亿马克。1923年的前6个月，德国发行了17万亿马克。

一位评论家曾写道：“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一只狗能够赶得上德意志银行（发钞票）的速度。德国人对自己货币的不信任感增长得比流通中的货币量还要快。货币贬值的结果比滥发货币的程度还要大，尾巴比狗跑得还快。”

对于德意志银行来说，向德国供应充分的纸币成了它一项主要的后勤业务，该业务涉及“有着1 783台印刷机的133家印刷厂以及30多家纸厂”。到了1923年，通货膨胀有了它自身的惯性，对纸币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德意志银行甚至征用了私人印刷机，但依然无法满足需求。在这个纸币为患的国家，城镇和私人公司甚至也开始印刷自己的纸币。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德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货币价值毁灭。到了1923年8月，1美元兑换62万马克。到了1923年11月初，居然达到1美元兑换6 300亿马克。

当时，基本生活必需品均以10亿为单位定价。一公斤黄油价值2 500亿马克，买上1公斤熏肉要花掉1 800亿马克。在柏林简简单单地坐一趟街道汽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需1马克，现在竟需要150亿马克。尽管出现了面值为1 000亿马克以上的纸币，但不管买什么东西仍需花掉一大捆钱。整个国家纸币为患，人们用袋子和洗衣篮来装、用独轮车推，甚至用婴儿车运送。

除了涨幅巨大，物价上涨的速度也让人应接不暇。在10月的最后三周里，物价上涨了一万倍，每过几天就翻一番。甚至可能就是在柏林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的工夫，物价就已经涨了一倍。一周之初拿到的钱，到了周末就丧失了9/10的购买力。

谈论任何东西的价格都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价格变化得太快。经济生活竟变成了一场赛跑。之前工人们是一周发一次工资，现在改为每天发，他们拿到大堆的纸币。每天早晨，载着盛满了纸币的洗衣篮的大卡车从德意志银行的印刷厂开出，由一家工厂开到另一家工厂。在那里将有人爬上卡车，将大捆的纸币扔给成一群愠怒的工人。工人们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跑出去，在钱变得分文不值之前买一些东西。人们在商店里几乎见什么就抓什么，然后到跳蚤市场上去交换生活必需品。在城市周围，跳蚤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当商家被迫以十亿、万亿作为计价单位，并且频繁地计算价格时，几乎任何商业都不可能理性。德国医生甚至诊断出一种席卷全德国的奇怪疾病，他们称之为“密码中风症”。患者在所有方面都很正常，只是除了一点，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们会忍不住写下很多行密码，然后开始计算，且比解决最复杂的对数问题更加投入。”即使非常理智的人也有可能会说，他们有100多亿岁或者有40万亿个孩子。显然，出纳员、簿记员和银行家特别容易患上这种怪病。大部分人只好转为进行物物交换，或者干脆使用外币。每个中产阶级的妇女，都知道最新一个小时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在每个街道的拐角、商店和烟草店，甚至在公寓楼里，纷纷出现了小型的兑换室，门外挂着黑板，上面列示着最新的汇率。

马克的贬值速度远比德国国内物价的上涨速度快，因此，对于那些在德国生活的外国人而言，他们的日子竟好过到让人觉得荒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柏林价值一万美元的公寓，现在仅需500美元就能买到。

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是一个当时住在巴黎的文学评论家，在去柏林看望他的记者朋友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后写道：“每月100美元工资的约瑟夫森住在双层公寓里，拥有两个女仆，妻子在学习骑术，吃饭时只进出最贵的餐厅，给管弦乐队小费，收集画作，施舍挣扎中的德国作家——外国人在柏林过着不可思议的生活，那里的所有人都无法高兴起来。”100美元能让一个得克萨斯人雇用柏林交响乐团演奏一个晚上。

外国人穷奢极欲，其中大部分都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当然也有波兰人、捷克人和瑞士人。德国普通民众则每日挣扎在温饱线上，巨大的反差只会让他们愈发憎恨《凡尔赛条约》。

通货膨胀对德国阶级结构的改变程度较任何革命都大。富有的实业家的日子好过极了，他们持有的大量真实资产，包括工厂、土地以及库存的货物都大幅升值，同时通货膨胀还抹去了他们的负债。工人们，特别是建立工会的工人，居然过得也不错，直到1922年，他们的工资依然和通货膨胀同步上涨，工作岗位也很多。直到通胀的最后阶段，从1922年末到1923年，信心崩溃才最终导致货币体系失灵，经济回归到物物交换，人们纷纷失业。

公务员、医生、教师和教授——德国的这些中坚力量所遭受的打击最大。他们一辈子凭借谨慎自律积攒下来、投在政府债券上的钱和银行存款突然间变得分文不值；此外，他们被迫依靠的养老金和工资也被通货膨胀抹杀掉了。因此，他们不得不放弃最后的一点儿自尊，皇家官员当上了银行办事员，中产阶级家庭靠接待寄宿者赚取生活费，教授沿街乞讨，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年轻小姐则沦落为妓女。

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迅速获利的就是投机者。他们从急需现金的中产阶级家庭手中以跳楼价购买房子、珠宝、画作、家具等资产，通过在物资紧缺的市场囤积居奇、在进口商品中获取暴利，并且赌定货币将会进一步崩溃，他们获得了让人想都不敢想的财富。

随着德国社会的颠覆，使其成为一个保守有序的共同体的传统价值观也被抛弃了。

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试图在自传里传神地记录下当时的社会情绪：“那些年是多么的疯狂，无法无天，恍若虚幻。随着货币的贬值，奥地利和德国的其他价值观也沦丧了。那是一个异常迷幻、诡计多端的新时代，一个结合了动荡和狂热的奇怪混合体。每一个放荡不羁的想法都可能大获其利。”

最应为不计后果的通胀政策负责的官员不是别人，正是鲁道夫·冯·哈芬施泰因。作为德意志银行的行长，他冷静专注，曾非常悲观地预期了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财政状况。在战争惨败时，哈芬施泰因也已经预料到自己将失去职位。作为一个拥护皇帝统治的普鲁士官员，他毫不同情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新政府，这一点他从不隐藏。然而，在1918年的革命中，他一改老面孔，与革命军合作，甚至还同意在德意志银行内成立一个新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在那些充满暴力和骚乱的日子里，他还派了一个班的革命海军来守卫德意志银行的金库，借此传达是“人民”在控制着国家财富的信息。据传闻，他还秘密地在保险箱里安置了毒气，以戒备那些忠诚减退的海员们。

尽管通过成功运作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但哈芬施泰因发现自己也陷入了一个守本分的公务员所面临的典型困境。他现在为一个自己毫不喜欢的政府工作，这个政府所追求的社会议程是他根本不信仰的，他认为德国经受不起这样的折腾。最糟糕的是，这个政府决心尽己所能地赔偿协约国——所谓的履行责任政策。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根本性的分歧，哈芬施泰因还是同意了政府的要求，答应德意志银行将通过印钞票为预算缺口融资。

为什么哈芬施泰因没有做任何明显的反抗，就顺从地大印钞票呢？关于他的动机，存在着两种非常矛盾的解释：一种说法是他故意设计了整个货币体系的崩溃，来摧毁德国的金融结构，通过集体自杀式的方法向协约国证明赔款的不可能性；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则是，他的行为除了证明他对经济的全然无知，再也说明不了什么。他从一名律师做起，学到的都是金本位时代的银行业务。那时，德意志银行的货币政策所要遵循的要求，就是保持马克与黄金以固定比率自由兑换。而在一个与黄金脱钩的时代，他便完全不知所措。

真相似乎比任何一种说法都来得复杂，哈芬施泰因所面临的是一个真正的困境。如果他拒绝以印钞票的方式满足赤字融资之需，政府就会试图从各个渠道拼命借钱，经济将面临利率陡升的风险，大规模的失业必然会紧随其后。他相信，这将导致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在国家如此脆弱的状态下，危机很可能会演变为一场真正的政治动乱。正像德意志银行的董事、杰出的汉堡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所说，让人进退两难的是，“或者冒着引发革命的风险终止通胀，或者继续印钞票”。作为国家的忠实官员，哈芬施泰因不想毁掉旧秩序留下的最后遗迹。

不这样做的话，如果他的立场是坚决反对，政府就将被迫提高税负或削减国内支出。这样一来，他将会被谴责为吸血的协约国的工具，特别是被他的那些右翼民族主义朋友们谴责。因为协约国一直坚持认为，只要德国削减国内支出和增税就能够支付赔款。那样，哈芬施泰因就将被置于为协约国干脏活的位置上，而他恰恰不能允许自己沦为为敌国服务的托收代理人。

形势逼人，要考虑的东西多到让脑子乱成一团糨糊。最终，哈芬施泰因决定，政府需要多少钱就提供多少钱，以借此争取时间。和主流说法相反的是，对于通过印钞票来为赤字融资将导致通货膨胀，他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他希望通胀能比较适度，同时幻想一些因素将迫使协约国减少赔款数额或者至少同意延期实际赔偿，从而为德国争取一些喘息的时间。

但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个误判。哈芬施泰因万万没有想到，用货币做实验就像在刀刃上行走一样，适度的通货膨胀不会在长时间里都保持那样的温和程度。在某一时刻，大众会丧失对政府保持币值稳定能力的信心，并在恐慌中抛弃货币。在1921年年中，德国就经历了这样的触发点。

哈芬施泰因有着顽固的普鲁士人的责任感，他不但拒绝承认自己犯下了大错，还固执己见，拒绝改变任何政策，继续满足政府“需要”的钞票数量。最初，通胀对私人商业是有益处的，因为它有抹去负债的作用。但是到了1923年，危机进入了新的阶段，通胀的作用失灵，商业也变得不可能了。1923年秋天，失业率从3%激增到了20%。为了维持有偿付能力的幻觉，哈芬施泰因直接将德意志银行的钱注入私人商业。他为了逃避责任，声称没有赔款就没有德国的恶性通胀，把通胀的责任都推到了外国人的贪婪要求上。他还辩解说通胀和自己无关，在整个过程中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而已，身上的任务也只不过是发行足够的钞票，来为商业的巨轮添加润滑油。如果商业还需要10万亿马克，那么他的本分就是保证这些马克印刷出来，并被有效地分配到了德国各地。

1923年8月17日，他向国会提交了经济状况年度报告：

德意志银行现在每天发行20万亿马克新钞票，其中有5万亿是大面额的。到下周，将增至每天发行46万亿马克，其中18万亿是大面额。截至目前，发行总金额为63万亿马克。因此过几天，我们一天内所发行的钞票量将是目前流通量的2/3。

这就是德意志银行的行长，他的主要职责本应是保证币值稳定，而如今他却骄傲地向一群议员宣布说自己有能力在一天中将货币供应量提高60%，让国家充溢着更多的纸币。对很多人来说，这不过是德国财政进入爱丽丝漫游仙境般的魔幻局面的又一个标志。

英国大使迪·阿伯伦勋爵（Lord d’Abernon）写道：“没有人料到，无知和错误的理论能够使局面发展到如此荒诞的地步……德意志银行自身走火入魔的状态让稳定变得毫无可能。”他是研究国家破产问题的专家，见识过埃及总督府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国家财政最糟糕、最无度的状态，并认为只有瑞士可以勉强和1923年的德国相媲美。“在这种事情都能发生的地方，指望国家复苏看来是不可能了。希望也将徒劳无用，除非完全剥夺现在掌权的疯子的权力。”

在战争结束时，亚尔马·沙赫特也只不过是一个小有成就的银行家，既不是非常有名也不是非常富有。正是通货膨胀的天赐良机让他变得既有权又有钱。他当然没有通过投机来赚钱——他出身贫苦，非常保守，也很少拿自己的储蓄冒险。然而，他非常幸运。

1918年，他把36岁的股票经纪人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招进了国民银行。戈尔德施密特才华横溢、彬彬有礼、魅力非凡。和柏林传统的保守银行家大相径庭，他成功创立了一家股票交易公司，白手起家成为百万富翁。一到国民银行，戈尔德施密特就开始用大量的银行资本来操纵市场，并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并购将这家银行（现在名为达纳特银行）变成了德国第三大银行联合体。到了1923年，沙赫特一跃进入了德国银行业的上流圈子。

1923年夏季的一天，他站在办公室窗前凝视着楼下的景色。德国的绝大部分大银行都坐落在贝伦街，这些建筑以昏暗的灰白色为主色调，有着壮观的粗面石墙、巨大的柱子和半露柱。达纳特银行则选择了施普雷河边的一处迷人的红色砂岩建筑，俯瞰着一个宁静的广场。沙赫特的办公室有着欣赏下面广场的完美视角。广场中心竖立着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克·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的一座小铜像，正是他设计了柏林的大部分建筑。当看到这样一幅宁静的画面时，沙赫特不免会感到有些奇怪，因为它似乎远离了控制城市其他部分的那份狂热。

德国发生的事情不断地向东越过运河被传开：柏林皇宫大概从5个世纪以来都是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国王的家。这座巨大的皇家宫殿拥有1 200多个房间，宏伟的圆顶在方圆几里内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如今却是人去楼空；藏品被掠夺、洗劫，美丽的阳台破碎不堪，巴洛克式墙面曾在1918年的革命中被炮弹击中过，布满了巨大的灰白碎片，斑斑驳驳。

对于新的共和政体德国，沙赫特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矛盾。怀旧是毫无必要的，他对于有着“普鲁士军国主义旧风气”、试图强行建立永久社会秩序的帝国的消亡并不感到遗憾。但是，由于有着民族自豪感和国家主义，他也确实追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时光，那时的德国是一个有秩序、守纪律的国家，是欧洲经济的引擎和发电站。如今在他眼中，这个国家却正在毫无意义地毁灭着自己。共和国背叛了职业中产阶级，他们曾经让德国如此强大。现在德国已变成了一个“地狱的牢笼”。

尽管沙赫特现在得到了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金钱和地位，但是他觉得很失落。在达纳特银行，更成功的戈尔德施密特让他退居二线。通过在《柏林市民日报》和《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上撰写文章，他确立了自己赔款问题专家的地位。他辩论说，德国能够也应该每年支付不到两亿美元，这相当于赔款总额为40亿美元，占1921年在伦敦所确定的赔款金额的1/3。当时，对于法国来说，这一数额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对此，他提议应该通过两方面加以应对：首先敦促德国在能够支付的赔款水平上保持强硬立场的同时，政府应更加注重实效，和法国展开谈判，并放弃在鲁尔区消极抵抗的失败政策；然后停止钞票的印制。

但其实，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话，他会承认自己很幸运没有被卷到赔款问题中去。在过去的三年里，随着国家陷入经济上的混乱，对于任何政治家和官员来说，战争赔款都是个取胜无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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