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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年04月21日 14:54 浏览量：1

郭晓利这个名字圈外人知道的不多，但在期货圈里，不知道的却很少。这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国内外期货领域连续从事期货交易和管理长达15年之久的资深老期货。而且，按中国期货业协会会长田源先生的话来说，＂郭晓利博士是一位从经纪人、交易员成长起来的期货专家，可谓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乎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成长台阶＂。八十年代初郭晓利东渡日本静冈大学留学时，学的是海洋地质学专业；但当1991年他回到中信公司时，身份却变成了资深的期货操盘手。其间的变幻和变幻里藏匿的甘苦，或许只有郭晓利自己知道。但没有成为海洋地质学权威的郭晓利，却成了日本期货圈里一位成功的期货经纪人。在日本期货交易中摸爬滚打出来的郭晓利最终选择了＂归国报效祖国＂。他说：＂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在国外学什么都是为了回国效力＂。在中信贸易公司，郭晓利成了我国最早的期货操盘手；其后在中国国际期货公司，他又成了中期外盘期货和国内期货交易的总讲师、总操盘手、交易结算管理人。现在，他是我国最具活力的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副总裁。关于郭晓利，北京一家期货公司的总裁助理曾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勤奋而谦逊的人，但也是一个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的性情中人。我国期货市场的许多具体操作规范的制定都与他有关系。而他的经历和经验值的每一个有志于期货业的人士去研究＂。期货经纪人的活教材郭晓利初到日本时，公派的目的是去日本静冈大学学习海洋地质学。但过去后郭晓利发现，静冈大学这个专业的水平还不如国内的海洋学院。好胜的郭晓利失望至极。而当转学东京大学的愿望落空后，郭晓利便心如死灰了。＂我落泪了，＂他后来对别人说。但郭晓利就是郭晓利，和他的名字一样，他确实＂晓得利害关系＂。在决定下海从商，＂做一些与国人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这样的大目标定下来之后，郭晓利就开始在证券、银行、商会等各个地方寻求机会，但他发现，那些领域都有许多中国人。但在1987年秋天，郭晓利发现了一个中国人没人涉足的领域-期货。他如获至宝，不顾日本导师的反对，一头扎了进去。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是他从东洋可以学到的报效祖国的＂独门绝技＂，而且，和每个留学的中国人一样，期货独具的＂杠杆效应＂也可以帮助一个中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尽快走上致富之路。当然，如意算盘打得再好，也不如真正的现实更考验人，而且，对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期货业而言，其对人的要求甚至比股市汇市还要高。所以，当1988年4 月，郭晓利真正加入了自己心仪的日本当时最大的期货经纪商-ACE交易株式会社时，首先开始的培训生活就把郭晓利搞傻了。因为身体锻炼、业务学习和田间劳动等培训内容安排的强度之大令人疲惫不堪，完全是松下博文训练日本女排时一样的＂魔鬼训练＂。但也就是从最后在北海道进行的农活体验中，郭晓利第一次认识到了期货与现货的紧密联系，认识到了现货的来得不易。＂春种一粒黍，秋收万颗籽＂。郭晓利说：＂把我们想关在笼子里的猩猩一样训练的结果，就是让我们永远忘不了果实得来之不易，虚拟经济之不虚。＂

探索海洋之下的地壳奥秘需要一种精神

但郭晓利显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北海道做完＂农夫＂后，作为经纪人，郭晓利最艰难的一课开始了，那就是发展客户-让人掏钱做期货。可以说，和做保险上门拉客户的一样，这是期货经纪人最大的考验。客观地说，它比拉保险还要难得多。也就是从这件事开始，郭晓利深刻地体验到了欲哭无泪，什么是走投无路，什么是坚忍不拔，以及，什么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郭晓利说：＂那时候，哭都不算什么。作为一个有脸面的中国学子，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们大多数选择的只有酒精，但就像伏特加与俄罗斯人一样，麻醉后我们依然需要全力争胜＂。据一位现在仍在日本工作的朋友说，＂八十年代初中国人在日本留学所经历的委屈烦恼绝对是国内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他说，能喝酒是几乎大多数中国留学男生的＂通病＂。为什么？一是＂一醉可以解千愁＂，不麻醉自己就难以呆下去；二才是受日本文化的浸染所致。对此，郭晓利并不否认，他说，做期货经纪人发展客户时，他经常是怀着沮丧的心情半夜回到寓所，借酒消愁已变成家常便饭。但作为期货经纪人，郭晓利的自制力无疑是一流的。他并未被酒精麻醉，酒精的功能对他而言只是让他暂时远离了痛苦。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的＂清醒＂是一般难以企及的。首先，他具备了说服别人的耐心这一起码的素质，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九十度的鞠躬后被人轰出来不气馁，满脸的笑容换来破口大骂后不动怒。对此，郭晓利说着要归功于他学的海洋地质学，因为那门学问的视野让他拥有了像大海一样的胸襟；其次，他善于总结规律：一是人际交往的技巧，从个性化的服务中寻求突破。比如，他曾在电话里每天都和一个咖啡连锁店社长聊天，给对方提供投资信息，直到见面是水到渠成，把对方方占成了自己的客户；二是市场规律的深入发掘。比如，在日本时，它便发现了日本利率与黄金价格之间鲜为人知的相关变化规律，还据此说服了一名真正的大客户--一位加油站连锁店的站长加盟期货交易。对此，郭晓利也把它归于他学过的海洋地质学，他说：＂探索海洋之下的地壳奥秘需要一种刨根掘底、探求本质的精神，这对我做期货理论研究大有裨益，更让我在说服客户是游刃有余。＂最终，郭晓利成功了。在日本做期货的三年多时间里，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期货保证金规模达到十几亿日元，1990年度还创出手续费收入2亿5千多万日元纪录。他所服务的ACE公司为此给了他许多荣誉。而令郭晓利留下深刻影响的是，1990年夏季，ACE公司嘉奖他去夏威夷度假一周，并送上100万日元现金。在夏威夷海滨，面对着如诗如画的风景，郭晓利哭了：为自己的艰辛，也为自己的胜利！郭晓利说:：＂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在日本时，我经常伤心委屈地掉泪，但喝点酒后，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去工作。拼命工作以成为以成为日本同行认可的期货专家，已经成了我的宗教信仰。＂对于如何做一个成功的期货经纪人，郭晓利心得颇多，比如风险控制要到位，时机把握要准确等。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像做成功的经纪人，就必须拥有大客户，运作大资金，捕捉大行情，并获得胜利＂。

操盘手生涯：国内最＂老＂的期货操盘手郭晓利出国的这几年，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发展最快的时期。在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务实政策指导下，国内资本市场改革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作为实验田的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终于出现在国内。据田源介绍，最早的＂中国期货市场工作小组＂的几个核心成员分别是田源（任组长）、常清（任副组长）和朱玉辰（核心成员）等。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考察研究国外期货市场建设的状况，向时任总理的李鹏等领导介绍设立期市的必要，向相关各方推介期货这个既能让现货商套期保值、又能发现价格、又能规避风险的＂投机＂品种。后来，中国第一个期货市场试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在李鹏总理的批示下得以成立。而直到今日，当时的骨干田源、常清和朱玉辰仍然在期货市场一线工作着。而且，朱玉辰目前正担任着大商所总裁，是郭晓利的直接领导。而在1990年，当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朱玉辰为中国期货市场的设立奔走呼号之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远在樱花之国，一个有志青年正在顽强地在日本期货交易一线冲杀。但显然，当时通货膨胀等带来的物价问题是他们都意识到了搞期货的必要性。只不过，朱玉辰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到了期货市场的价值，而郭晓利却是出于报效祖国、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这一动机。 1990年，敏锐的郭晓利嗅到了国内期货业发展的气息，并与当时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组建的中信集团驻东京代表处进行了联系。郭晓利得知，中信贸易公司很久以前就打算开展金属期货交易，只是由于没有合适的人才。郭晓利喜出望外，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1991年8月，郭晓利毅然回国，在中信开始了他的操盘手生涯。据郭晓利介绍，当时的中信虽然人才济济，但对期货交易知识也却知之甚少。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写一些小册子，向领导和员工介绍期货市场功能、期货交易原理、技巧、风险管理等期货和期权交易的一些基础知识。这样，郭晓利归国后等于重新做了一回经纪人，只不过，这回又说的是一个超级大户--中信集团。鉴于国际金属等市场激烈的价格波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中信的海外贸易，公司在得到了郭晓利这样的期货专才后决定尝试性参与伦敦金属期货交易所（LME）的金属期货交易。郭晓利这下有事干了：联络境外代理商，找交易设备、办公地点。几乎事必亲恭。尽管条件简陋，但郭晓利乐此不疲。在他看来，在日本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当时人们对期货市场的看法依然十分偏颇，期货业蒙受的诟病依然很多，中信领导能在此时认识到期货的避险保值等功能，已经非常不简单。他郭晓利所学能有所用，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尽管，他当时他的月收入只有100多元（当时他在日本的年收入已稳定在1000万元之上），住的是北京光华染织厂的招待所。作为这两年在证券市场被毁誉参半的海归派之一，郭晓利说，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海归派＂说法，也没有什么＂海归派待遇＂，国外与国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反差比现在大得多。他之所以回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期货报国。郭晓利是河北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郭晓利的话当时说起来有一丝慷慨悲歌之意。但显然，郭晓利想得更多的怎样成就一番事业，为了事业，他可以不计较有没有海归待遇。这样，没有待遇的海归派郭晓利为中信操起了盘，并且一上手做的就是伦敦商品交易所的铜期货。他回忆说，1992年初，当LME铜期货价格跌破2150美元／吨时，我们尝试性买进了1500吨，之后价格很快上涨，随即平仓获利8万多美元。初战告捷，公司同事们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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