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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年04月24日 09:50 浏览量：1

一

　　西安的北教场与教场门实际上是同一条街巷，把猫叫咧个咪。

　　北教场东起红埠街，西至马神庙巷（今劳武巷）南口，在隋唐长安皇城承天门前第一横街西边。唐末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逐渐形成街巷，元代这里为秦川驿。

　　北教场，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马路南边为居民院，马路北是一片有土围墙的大空地，老百姓称营盘，驻有部队，属明清时北教场操场旧址。拐向东北处有一条南北向的半截巷子，也叫教场巷。《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载：“清初沿明代教场建有抚标教场，得名教场门。向北折小巷，称教场巷。”北教场与教场门拓建时间不详，民国二十一年(1932)《西安市区域全图》始见显示。

　　我就出生于教场巷21号。我姑妈家住营盘正对面的北教场5号，所以对这一带小街小巷布局很清楚。记得五十年代中，我到姑妈家，晚上曾进营盘看过露天电影，好像演的是反映黑旗军的《宋景诗》。还记得那时北教场营盘门前路很宽很平整，是铺了石子的路，比西安市中心的东西南北四大街路还宽，亦有人称之为广场。

　　北教场巷的街名源于这里明代就建有的演武教场，明末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曾在此检阅过军队，是清初沿用的明代教场改建成的抚标校场。抚标是清代巡抚所直辖的军队；教场即操练和检阅军队的场地。因西安城墙内南边冰窖巷有西安总兵所辖绿营兵操练和检阅的场所“镇标校场”，与府城西北的“抚标校场”分处城南、城北，所以它们分别被称为南、北校场。

　　《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衙署考》：“北校场即抚标校场，在万寿宫东，三营校阅之所，储藏旧式枪弹火器。”北校场后来被叫成北教场，一是“校”与“教”有时同音，二是两个字义相近互通，在很多情况下还是一致的。“校”有军训、习武、军营、营垒、演武场、考核、检阅、军队职衔校尉的意思，“校场” 即古时比武之地。唐•李濯《内人马伎赋》：“人矜绰约之貌，马走流离之血，始争锋于校场，遽写鞚于金埒。”校场是争锋较艺的地方。“教”旧时操练和检阅军队的场地。唐代杨巨源《赠邻家老将》诗：“拂雪陈师祭，冲风立教场。”

　　北教场不光是练兵场还建有军校，光绪三十年(1904)，在北教场创建陆军中学堂。宣统二年(1910)改为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合立的陆军中学堂。应该是为了充分发挥教场的功能。

　　教场西北边有习武园，也叫西武园，《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衙署考》：“习武园，即演武场，巡抚循例大阅之所，在万寿宫西北。历科武闱乡试校士亦在此，科举停，遂专为校阅地。”

　　其实，今北教场和西武园都称教场，不过，分为东西坊而已。《明清西安词典》中载 “教场东西坊”为清中后期西安城坊名。还载：“府城西北隅有两处抚标教场。一在洒金桥北段路东今教场门、劳武巷一带，疑为‘教场东坊’。一在府城西北角，俗称北教场，亦名西武园，疑为‘教场西坊’。或此，北教场分为东西坊。”

　　北教场北边青年路止园一带，清光绪年间还是一位程姓武官建的军马场。看来，这一片地域应是明清时西安的军事重镇！

左一儿童时的朱文杰与姑妈家的表哥、表姐 1952年摄

二

　　北教场南边与西仓交会，西边与马神庙巷（今劳武巷）相连，这里原有一株古槐树，槐树下有个铁香炉，因而北教场这一带历史上曾被称为铁炉坊。1966年曾改名为红卫街，1972年恢复原名。

　　马神庙巷位于今莲湖路南侧，西至老关庙街(或洒金桥)。《明清西安词典》称：明清时为长安县领城内西北路教场东西坊属巷，……西起洒金桥，东接北教场门，巷内因有马神庙而得名。民国二十一年(1932)《西安市区域全图》、二十四年(1935)《西安市区图》和二十八年(1939)《西安市现有道路交通图》中，民国教场门亦并入马神庙巷。看来，在民国年间，两巷实为一体，教场门归到马神庙巷了。《莲湖区志》“劳武巷”一条中还记载：“隋朝前，这一带名杨兴村，是隋唐长安城建城以前唯一可知的村落。”

　　无独有偶，我去江苏扬州，发现扬州古城也有一条老街叫教场街，与之相邻也是马神庙，和西安类似。我猜想，教场训练有骑兵马队，附近有军马场或养马场，才设有祭拜马神的马神庙。当然，紧挨北教场巷南边有西仓（永丰仓），运送粮食的马车平时川流不息，马车主人也是要敬马神的。

　　我四五岁时，从北教场巷搬到北马道的神器库巷，再到北教场我姑妈家玩，就要走几条巷子。从香米园、洒金桥进马神庙巷，朝南拐个弯就到了。其中，马神庙巷住有我文学上的好朋友徐志忻，笔名子心。他和我姑妈家的表姐张建洁是中专同学。大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中文系，1997年7月到2004年时，是陕西省作协机关刊物《延河》执行主编。他擅长写小说，著有反映老西安的长篇小说《黄色》。记得他给我说过，当马神庙巷（劳武巷）祖上几辈辈留下来的老宅院要拆时，他回去站在门楼里扶着门柱子任泪水横流，大哭了一场。他祖上曾是清代举人，家学渊源深厚。子心对生养自己的这处老院子感情太深了，以至于被拆后，过了两三年给我诉说时，竟哽咽着说不下去。

　　2015年1月18日在《西安晚报》发表阿今文章《马神庙巷的记忆》，文中提到杨虎城将军的弟弟杨茂三曾在马神庙巷居住过，他的儿子杨拯湘还和阿今是青年路小学的同学。

胡家鼐老师

劳武巷是“文化革命”时改的名。现今劳武巷15号，就是马神庙巷小学的旧址，也是早已消失的马神庙遗址。马神庙巷小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并入许士庙街小学，成为许士庙街小学分校。“文革”后，马神庙巷小学改名为劳武巷小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劳武巷最有名的是劳武巷小学文艺宣传队。我在东西甜水井小学的老师胡家鼐曾调这所小学任过一段音乐教师，后成为西安市青少年宫负责宣传的干部。在我眼中胡老师就是个音乐天才。

　　胡老师是音乐家刘炽的学生。他说，1974年刘炽老师收我为学生，除了看了我的作品，认可我写的旋律外，主要是对儿童音乐创作的大力支持。后来，随着我常去刘炽处上课，他考我几个问题，我都回答到他的心上，足以证明我对他音乐作品的理解与无限热爱，最终我俩成为无话不谈的师生和朋友。当年，我和刘炽都不知道彼此在甜水井街三仙庙和私立甜小任教的经历，所以今天想来，我和刘炽老师的相识、相遇、相知，真是天缘！

　　胡老师还说，和刘炽老师有两件事成为我终身遗憾。一是刘老师曾提出要陪我观看电影《英雄儿女》，亲自为我讲解电影音乐的创作过程。只可惜那几天，偏偏西安没有上映这部电影。二是刘老师当年在西安止园招待所为电影《四渡赤水》谱曲。任务完成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平等人从北京来接他，我也赶去送行。因时间紧，竟忘了合影留念。记得刘炽老师当时对我说，以后有机会来北京，让我给他带两斤教场门的饸饹，可惜当年我一直没机会赴京，让他老人家吃上教场门饸饹，以解思乡之情。

刘炽先生

　　我1970年在铜川市歌舞团工作，曾专门观看过劳武巷小学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后来团里还招收了几名从劳武巷小学毕业的舞蹈演员。其中一个叫何嘉敏，1978年后调到青海省歌舞团，九十年代中又调回宝鸡市歌舞团，担任舞蹈队队长。那年月除过部队文工团，西安的省、市文艺团体基本不进人。所以，铜川歌舞团招生，竞争特别的激烈。

　　还有被聘为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的宗鸣安，出生于老马神庙巷，后改为劳武巷，门牌为45号。宗鸣安是西安地方史、老街巷的研究专家，供职于西安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任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古藉碑帖专业委员会主任。出版有《西安旧事》《金文考说》《龙旗下的长安》《汉代文字研究与欣赏》《碑帖收藏与研究》《长安节令与旧俗》《长安骨董客》等十多部专著。

　　他的家是一个偏开门的四合院形式，院中花草树木甚多，而房间并不多，这个安静的独家小院就是他儿时生活与学习的地方。他告诉我：马神庙巷，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气息的街巷。清末民初画家祝竹言在1号院，杨虎城之弟杨茂山在7号院，大古玩商白集五在10号院，辛亥老人景莘农在西巷口，作家徐子忻在中巷内40号院。

　　我与宗鸣安，2015年8月26日认识于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召开的编辑《西安老故事》一书的组稿会上，后来又一起参加了在西关八家巷莲湖区文化馆召开的首发式。我们俩同为《西安老故事》一书的编委会成员，我俩加上商子雍先生，分别有十余篇作品被收入书中，占了全书五十五篇的多一半。以后来往增多，经常在有关开发西安的研讨会上见面，遂成为朋友。例如：西安规划研究院有关开发提升冰窖巷文化品质的研讨会和《东大街上的吃货》一书的编辑座谈会上。

三

　　我出生地的北教场巷，今已消失，我家的老院子原址上盖了三座高层住宅楼，门朝许士庙街开，一座是陕西省能源中心办公大楼，一座是宿舍楼。

　　北教场的中心营盘位置，七八十年代，这里是西安警备区招待所，南边一部分盖上了二层单元楼，成为陕西省军区干休所，还有西安市广播电台家属院。陕西省邮电局也迁到这里西北边直通莲湖路的一条小巷内。后来省邮电局的院子又成了省邮电医院，地址为劳武巷1号。

　　我集邮上的朋友曹彦，曾任未来出版社副总编、太白文艺出版社编审，我和曹彦相约一起编组邮集，参加了1983年在西安举办的陕西省首届集邮展览。他的父亲曹竹俭1980年至1986年任陕西省邮电局局长，我正好1985年在教场门37号的《长安》月刊上班。记得曹彦曾赠送我一枚“文革”编号邮票编7《严惩入侵之敌》的样票，还说是他父亲在国家邮电部开会带回来给他的。这枚未发行的样票自然很珍贵。

　　曹彦的父亲曹竹俭（1919～1997）河南偃师人。先后在晋察冀边区抗日政府、张家口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华北人民政府邮政总局任科员、指导员、队长、视察员、副主任等职。1952年任邮电部干部司副司长。1961年至1966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经委企管局、基层局副局长、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7年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1980年任陕西省邮电管理局党组书记。1986年离休。1997年11月18日因病逝世，享年78岁。

　　西安警备区招待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曾是西安市文联租住的办公场所，文联下属的《长安》文学月刊在招待所二楼东边办公，是我经常去的地方。1981年前后《长安》杂志曾刊发过我写煤矿的一首诗《我是天轮》，和一篇小说《矿山传奇》，责任编辑商子雍还为我的小说写了一篇评论，配发在小说后边。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被人评论。记得我一次从铜川回西安到警备区招待所的《长安》编辑部来找商子雍、和谷两位谝闲传，中午他两位要请我吃饭，叫上贾平凹，我们一行四人，步行到南院门春发生吃葫芦头泡馍。又是酒又是菜，摆了一桌子。回想那年月，文人交往，纯真得一塌糊涂，他们几人当年的盛情，至今仔细想来，仍让我感动。

　　阴差阳错的是，我1985年元月从铜川调回西安，成了《长安》文学月刊的编辑，竟然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的北教场。在这里两年中，每当把这些联系在一起，就会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

　　和谷在他写的《我说文杰》中有：“人生旅途，很难预料自己生存境地的变迁。就地域而言，文杰是地道的西安人，我是铜川的土著，在我们二十来岁时，彼此的栖息地作了一次交换对位。他去铜川就业，我到西安读书。我们换了故乡，做一个客居者。当然这是命运的安排，或者说，是命中注定的。后来能在一起共事，也是不浅的缘分。红火热闹过，尔后各奔东西，天各一方，也是缘分。”

　　当然，北教场、教场门是我的福地，是我人生又一个风云变幻而震荡，丰富多彩而美丽，最值得记忆的转折之地。而住西安警备区招待所的《长安》文学月刊社地址是教场门37号，说明教场门之名已代替了北教场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