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投资人成长(优秀的投资者)

日期：2023年05月15日 09:07 浏览量：3

对话峰瑞资本李丰： 2023年的乐观与不乐观

文 | 《财经》记者余乐辛晓彤

编辑 | 余乐

2023年是疫情政策调整后的第一年，各行各业都在期待复苏，但信心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如何正确把握疫情后的经济大势，并在其中寻找新的机会？这是企业、投资者和创业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为此，《财经》与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展开对话，就经济发展趋势、产业结构调整、资本市场现状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

李丰认为，由于疫情快速过峰，一些行业已经在快速复苏，现阶段的情况比较乐观。他预期，中国的经济形势将会走出过去几年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回到2019年之前的正常轨道。

李丰还表示，经历了2022年的资本寒冬，创投领域的复苏仍需要一段时间。“不管是市场上的钱，还是同等质量的优秀项目，在个数和规模上应该都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

投资人的退出路径也在发生改变。赴美上市已经不再是众多创业者的首选，即便上市成功也会面临较大风险。李丰认为，中国香港正在代替美国，成为中国资产的下一个离岸交易中心。

由于2023年欧美经济预期放缓，拉动内需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任务。李丰认为，中国逐步老龄化的社会结构必然导致内需增长，国家也会竭尽全力拉动内需。最理想的结果就是通过拉动内需，带动产业升级，提高行业附加值，带领中国企业在这个中国引导的全球化周期里成长为国际化企业。

经济恢复：比悲观的人预期得要好

《财经》：你怎么看疫情快速过峰后中国经济的恢复情况？

李丰：我们把日本、德国、美国、印度、越南这五个国家在疫情防控放开后的复苏状况、复苏强度及复苏时间做了简单比较。疫情过峰越快的国家，经济恢复的速度也越快。

各国恢复得最快的行业都是餐饮，而且都能恢复到疫情前的90%以上，甚至更高。中国也类似，但恢复得更快，因为这些国家大概用了一个多季度到两个季度，中国大概只用了一个月。所以，在更容易恢复的行业中，中国几乎是用时最短的。

节前大家讨论最多就是“这个春节到底长啥样？”我们当时认为春运流动人群的总量会更大，因为这是政府在过去四年里第一次没有倡导就地过年。但是，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023年大概只是历年来春节最高峰流动人群的90%左右。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提前回家的人没有被计算在内。2022年12月底感染高峰期时，不少制造业、服务业从业者提前放假回家了，而春运流量人数的统计大概仅从春节前两周开始。

文娱行业的恢复也经历了很有趣的过程。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有相关行业从业者写文章说，春节档恢复的票房不如预期，因为那时只有2022年春节档当期票房的50%左右。但最后的结果是，2023年春节档收获了国内历史第二高的票房。

以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可能在春节假期最重要的前两三天里要先解决团圆问题。不少人多年没回家，都忙着走亲访友。可能到春节后半程才会释放消费和休闲的潜力，因此形成了“前低后高”的现象。旅游数据也可以支撑这个判断。

回过头来讲，现阶段的恢复还是比悲观的人预期的要好，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趋势能不能延续。这主要取决于几个方面：

第一，开始忙碌的大家能不能忙出个结果来；

第二，能不能达成对未来发展的信心转向，这一点两会应该会起很大作用；

第三，一些需要更长恢复周期和更强信心的行业，比如房地产、大宗消费、金融领域等，能不能在一两个季度内回到可预期的企稳轨道上来。这些因素叠加，意味着短时间内大家忙出一点成就，信心受到政策影响有所增强，这些又正向反馈到了一些长期或者基础的指标上，大概就会进入相对持续的正循环。

《财经》：你对今年的经济形势有什么样的预期？

李丰：最近大家讨论最多的事情，就是看两会是否会延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2年12月）上的政策。

2022年两会时，政府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是5.5%，年底结果是3%，落差比较大。往年也有过两次没达到预期计划指标，但也只是差了0.1%而已。影响数据的原因肯定不是因为预期做得不好，而是突发的疫情和俄乌冲突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宏观经济走向。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这四五年间大部分政策的着力点或出发点，都是用来解决突发的、对中国经济有影响的大事件。

但是，去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出台的经济政策，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重新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只不过这条轨道的上一个节点是四五年前。

《财经》：我们刚才谈到的餐饮、文娱，都是受疫情影响最直接的行业。我还想知道，疫情在客观上给哪些行业创造了新的机会？

李丰：非常多，比如疫情造成出行不便，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看直播买东西，所以直播用很短的时间就成为了零售当中的一个重要通路。

还有远程电话或视频。2019年之前，我们观察到美国人生活上非常习惯用Face time打视频电话，工作上用电话会议，这当时在中国并不普遍。但是，疫情显然促进了电话会议、视频电话会议甚至视频通话的大幅度发展。长期来看，这个习惯也会留存下来。

再就是餐饮方面，很多依赖外卖或外出就餐来解决餐饮问题的年轻人不得不自己做饭。这个技能培养起来会改变生活习惯，也会带动一些行业的发展，例如预制菜等。

疫情期间，人们特定行为习惯的改变带动了上述行业的高增长，疫情结束后或许有所放缓，但不会走下坡路。

“资本寒冬”尚未结束

《财经》：我知道你们的投资人每周都有例会，疫情结束后，大家关注的情况、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哪些方向？

李丰：疫情对我们机构的投资没有那么大影响。去年五六月份，我们就开始要求尽量多投，因为当时整个市场的情绪非常保守，或者说悲观，于是创业者对融资的预期也比较低。

《财经》：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投资属于抄底？

李丰：如果不叫抄底，最少也可以说那是个难得的窗口期。创业者不再喊高价，多家机构竞争一个项目的情况也基本不存在，所以可以大胆地看、放心地选。虽然最后的结果是没有比以前更多，但至少也没有比以前少。

2020年-2021年中是创业和融资市场超级热的一段时间，然后2022年超级冷，从去年二季度开始，大家的情绪就变得相对保守和悲观。所以，我们能在那段时间做到“不比以前少”，就已经很特别了。

《财经》：现在重新进入一个抢项目的阶段了吗？

李丰：我觉得整个市场只是处在变热的过程中，但是大家还没有非常高的信心和确定性，以至于投资的频率和个数上还没有显著增加。

《财经》：你认为现在这个市场主要是缺项目还是缺钱？

李丰：不管是市场上的钱，还是同等质量的优秀项目，在个数和规模上应该都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

《财经》：你们是做早期投资的。我们感觉现在有创业的想法，或付诸行动的人比前几年少多了。这会不会导致现在有竞争力的创业项目也在变少？

李丰：去年肯定是这样，今年还不太确定。创业对经济发展和自身成长都是好事，但创业有很多类型，只有很小的一类是适合机构来投资的。我认为这一部分还需要一定的恢复周期，大家可能也会偏谨慎。

香港将成为下一个中国资产的离岸交易中心

《财经》：以前初创公司和投资机构的退出路径比较清晰，比如说公司做几年之后到美股去上市。但是，过去几年上美股的难度增加了，中概股的估值也大幅下降了。这会不会导致你们的投资逻辑发生改变？

李丰：我觉得这会导致美元基金有很多变化，但还没到看得非常清楚的阶段。对创业公司来讲，去美国上市是中国资产和国外资金之间的匹配问题，也就是说“让在中国长成的企业去融国外的钱”。以当下中美关系来看，中国资产赴美融资这个选项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吸引力。

原因很简单：假定你所在的行业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单向制裁的行业，比如科技相关，随着对方不停调整标准，即使你去美国成功上市，也会遇到流动性挑战。假如这些特殊行业美国资金不能投，那你在后续的融资或者公司的交易量上就会出现问题。

《财经》：如果不去美股上市，会去哪里？

李丰：不管出于中国企业的主观意愿，还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大家在逐渐从美国转向中国香港。我经常把中国香港称为下一个中国资产的离岸交易中心，取代美国。这个变化已经在发生了。

当然，也有人质疑企业在港股会不会同样受到制裁影响。这的确有可能。但长期看，中国香港的资金更多元化，除美国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资金，影响相对小一些。此外，外国资本用中国香港的基金买中国的资产，意味着他对中国的了解和熟悉程度也比较高。

《财经》：新加坡会是另外一个选择吗？

李丰：很难。

《财经》：美股和港股的上市规则和对公司估值的逻辑都不太一样。这会不会影响你们的投资预期和初创公司的发展规划？

李丰：其实还好。中国香港在四五年前调整了新药研发类公司的上市标准，允许没有收入和利润的新药研发企业可以上市，引发了一大波热潮。美国早就实施这一标准了。

另外，A股已经实行全面注册制了。它的整个标准和估值体系正在向港股移动，而港股正在向美股移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转换过程。

从结果上来看，今天A股、港股和美股三个选项仍然各有各的不同，但他们之间的鸿沟正在缩小。核心问题还是中国资产怎么融资。2015年大家还在融境外的钱，但过去四年，赴港或赴美已至少平分秋色，可能过去两三年赴港更多。

《财经》：港股和A股之间呢？

李丰：全面注册制是今年开始的。对创业者来说，对A股最大的担心是不确定性，包括公司是否符合标准，以及花多长时间能走完这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想要确定性，就会选港股；如果想要更好的资本市场的认可和估值，或许会等A股。

拉动内需不仅是国家经济的需要，也是海外关系的抓手

《财经》：刚才我们也谈了宏观经济的恢复，还有投资的恢复，你认为在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

李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强调拉动内需，尤其是去年底。但是，中国人受疫情影响，不愿意花钱甚至没钱，那内需能不能拉得动呢？从长期结果来看，一定能拉得动。

从最简单的社会结构来看，任何一个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必然进入这样一种结构——赚钱的人少，花钱的人多。此外，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周期，积累的社会财富总量有很大提升，反映在存款、房产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拉动内需，它也会自己增长。

《财经》：内需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李丰：2023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来自于欧美。这两个最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甚至经济衰退，使我们的外需出现很大问题。2023年又是国内经济恢复发展最重要的第一年，肯定要表现出能力和动力，否则信心不容易恢复。

此外，中国想要解决国际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得首先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市场。举个例子，俄乌冲突之后，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去年德国总理仍然率团访华。这件事背后的逻辑在于：中国的汽车消费市场在全世界的地位太重要了，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了全球一半以上。德国需要来中国，帮助他们的著名车企得到机会。这就说明，拉动内需能让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受益。

中国从经济政策到宏观政策已经做了很多铺垫，要解决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市场如何增长的问题。你可以从别的方向上政策上看到，比如说我们要解决要素流动的问题，让内需市场变成一个统一市场，防止区域间设置壁垒，否则很难形成较大规模的市场。

《财经》：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什么方向上的投资机会更好？

李丰：中国希望在解决内需的过程中，还能让自己的产业和经济受益。拿智能手机举例，原来手机在中国是做低端生产供应链，虽然规模全世界最大，简单讲就是“山寨机之王”，但附加值很低。到了智能手机时代，因为背靠华为、oppo、小米等，我们诞生了很多中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既有品牌又有精密加工，甚至还带动了相关的传感器芯片，带动了整体产业链的升级，相当于改变了整个行业的产业结构和地位，从只大不强变成又好又强。

《财经》：过去几年投资比较热的赛道有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几年下来，你觉得这些赛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李丰：生物医药其实是过去五年变化最大的，因为2018年中国香港资本市场改了规则，允许没有盈利和收入的制药企业上市，造就了一个资本热潮。2019年更热。2020年经过短暂的疫情扰动后，2021变得极其热。然后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热度就有所回归，泡沫开始破了。

但是从长治久安的角度，中国需要追赶生物医药技术的新方向。所以说也许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热度还会逐渐回来，实际它已经开始慢慢回来了。

今天最热的新能源其实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在2015年到2016年，其实它小热过一段时间，没有今天这么热。然后2017年底到2019年，出现了产能过剩，一些中小规模的动力电池厂破产了。2019年之后到2021年之间，新能源政策出台，外加大家对新能源车的普遍接受度提高，新能源又开始热，2022年到了非常热的程度，或许也会出现调整周期，反复一下。

所以，曾经超级热的赛道都是有它热起来的原因，并且百分之百会经历泡沫阶段。新能源的上一个周期，广义上是看产能；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是看谁的动力电池做得好、谁做的整车接受度高；可能再往下大家就要看谁的创新性高等等，循环往复。

新能源去年热到了比较极限的程度，其原因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是俄乌冲突，我们的底线思维是：万一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被西方阵营转化，那天然气和石油的进口就会受到巨大影响，这意味着我们要在能源结构安全性上寻找解决方案。最佳解决方案有两个，一是多样化供给，二是自给自足。中国作为贫油的国家，最好的方法是增加一些自己拥有的其他能源供给。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

第二是因为去年疫情导致很多行业难以增长，国家需要花钱来对经济托底。这两个问题的交集就是能源。但是，今年很多因素都在变化，所以新能源就不一定那么热了。

出海热背后的三大动因

《财经》：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出海的问题。现在出海非常热，很多公司都在大力投入。原因是什么？

李丰：有三方面的动因。第一是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我们2015年到2017年投了一批出海企业，那时候中国是去产能周期，谁也不希望被“去掉”，哪怕是低效产能，都希望多赚点钱、活得久一点。所以这一轮出海，我们叫中国产能的对外释放。

但是从2020年开始，中国的很多产品开始具有除了产能以外的附加值了。供应链升级之后，企业更有能力做出海，去做真正意义上的好品牌。

第二，从二战以来美国推动的这一轮全球化来看，对美国企业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企业的国际化。今天中国也在不断促进一些中国参与的贸易体系的发展，例如去年签署的RCEP、上合、一带一路等。从广义上来看，中国在努力推动一些国际贸易体系和规则的建立，跟美国周期是一样的，中国企业也会受益。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国家策略造就了你的企业出海。

第三，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本能地就会去扩张。举个例子，海尔其实在全球和国际化上做得非常好，已经是欧美地区中高端家电品牌的领导者。所以当企业附加值变高之后，天然就会有向外扩张的能力和需求。

《财经》：现在国内的一些外贸工厂接不到订单，但SHEIN、Temu等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中国商品却卖得非常火。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

李丰：这其实就是刚才说的产能输出和品牌输出的差异。外贸工厂更像是我们讲的产能输出，SHEIN还不能叫完全的品牌输出，但它已经像品牌输出了，有一些附加值。下一步应该是真正的品牌输出，也就是说中国会不会出现一个耐克或lululemon这种既代表附加值又代表品牌价值的品牌。

《财经》：以前的消费品牌出海更偏向于作秀，开一两家店，起品牌展示的作用；但是这一轮出海，已经有不少品牌在海外开到上百家店，意味着它真的要做当地人的生意了。那么和当地品牌竞争，中国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李丰：以前中国的供应链优势是便宜，现在中国市场本身已经代表了一定程度的发达市场，尤其是大城市。此外，国内市场竞争超级激烈，供应链和客户都在身边，反馈周期很快，迭代升级的速度也快，比跨海来的国外品牌迭代速度快得多。

你在中国的一二线核心市场“卷”得赢，就代表你的效率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去国外就也有可能“卷”得赢，因为你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锤炼过、竞争过，跟供应链极其高效地配合过。所以，你“卷”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更好的东西。很多行业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