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元宇宙(敦煌国宝出窟记:走过万里千年,只为与你相见)
日期:2023年04月19日 08:27 浏览量:1
5月17日上午,长江日报记者前往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探访,场馆内多名工作人员正忙着调试灯光,布置背景,为敦煌艺术展的正式开放做最后准备。
东晋《三国志·步骘传》写本残卷
此次参展的大部分文物陈设在万林艺术博物馆二楼,从一楼的台阶拾级而上,抬头便能看到墙壁上悬挂的精美壁画。现场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场馆二楼,来自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正在精心布展。
下午3时,记者离开万林艺术博物馆时,工作人员仍在紧张工作中。半年筹划,昼夜接力,3000公里运输,百余件珍贵文物跨黄沙越长城,穿黄河抵长江,从敦煌莫高窟到达武汉珞珈山,沉默无言的文物背后其实写满了温暖的故事。
半年筹划,昼夜接力,珍贵文物抵达珞珈山
2021年9月,武汉大学相关负责人前往敦煌研究院拜访了樊锦诗,3个多小时的交谈,双方无话不说。话题自然说到了即将到来的10月21日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日。为现代考古学百年筹备一个敦煌考古展吧,双方的共同意愿变成了可行的蓝图。回忆那次的拜访经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刘礼堂说,话题转为开始策划文物展。“我记得樊锦诗先生说,把敦煌的文物搬到武汉来展出,这是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件大事,要把它办好,为国家的文物保护传承及宣传教育作出贡献。”
经过双方不懈努力,最终促成了这一盛举。
国宝文物是如何运抵武汉的?说到文物的打包、运输和布展经过,刘礼堂多次用“非常小心”四个字来形容。刘礼堂介绍,这批文物装满了两辆十多米长的大型货车,从敦煌装车后,途经兰州、郑州,穿越黄河,经过4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才运抵武汉。
“这些都是国家重要文物,包装和运输一定要细心。”刘礼堂说,这些文物都严格按照标准,使用专用的文物箱包装,并塞有精装泡沫填充空隙,避免长途运输过程产生摩擦碰撞。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运输过程中,车辆除了加油时临时停靠,其余时间均在路上行驶。每辆车上都安排了多名司机轮流开车,吃和休息都在车上。
5月6日晚,两辆大货车来到武汉大学校门口。因为车型太长,一时间无法通过校门,颇费了一番周折。“武汉大学的校门还从来没有通行过这么长的车。”刘礼堂说,因为车身太长,车辆拐弯时必须非常小心,反复调整了半小时才得以顺利进入校园。
这些文物是如何搬运到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的?据了解,车辆在博物馆门口停稳后,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好几个工人用手托扶着,逐个将每个文物箱搬下车。装载佛像的文物箱有一人多高,工作人员把它们搬下车后,先放置到滑轮车上,然后缓缓推进博物馆内,之后多名工作人员一起将其抬上展台的基座上进行安装。
万林艺术博物馆物业人员向记者描述了那一天忙碌的情景,有的文物箱又大又重,得十几个人抬,“尤其是那尊佛像,分拆放在好几个箱子里,当时专家们都加入到搬运的工作中”。
樊锦诗夫妇发掘的文物也在展品中
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刺绣说法图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告诉记者,此次展出的珍贵文物中,有一幅北魏刺绣。这是上世纪60年代樊锦诗教授刚参加工作时发掘的,她还在上世纪70年代专门为此写过重要的研究论文。还有几个回鹘文木活字,也是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教授主持敦煌北区考古发掘出土的,目前面世的所有回鹘文木活字只出土于敦煌地区。这组回鹘文木活字和北魏的刺绣一样,都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这次展览中的一些陶灯、木雕小飞天、木质小龙头等展品,对张小刚个人而言很有意义。2002年,敦煌进行洞窟加固保护工程建设,对一些之前没有开放的洞窟进行抢救性发掘,那时他刚工作不久,参加了藏经洞上一个小洞窟的发掘工作。前后两室、10米见方的小洞窟,打开后里面堆积了几十厘米厚的流沙。他们戴着厚厚的口罩,在积年尘土弥漫的狭小空间里面小心翼翼地清理。“洞口很小,环境封闭,进去10分钟口罩就黑了。”张小刚说。
按照考古规程,他们把沙土一层层清理掉,陶灯、钱币等等文物逐渐显露出来。“体量都不大,尺寸也不大,但都是精品。”他们花了一周时间把小洞窟彻底清理干净,陆续发掘的文物居然是近年来敦煌抢救式考古发掘中出土文物较多的一次。这让张小刚的考古生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张小刚还记得,他拿着考古简报给彭金章教授审,和蔼的老先生在细节上字斟句酌,要求极严。“我写的一些文字,彭老师都细心修改。樊老师则经常会跟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说,哪位专家来敦煌了,在看哪个洞窟,你们这些年轻人赶快去听听他是怎么讲的,向他请教。”张小刚回忆说。
不同时期考古发掘的文物,在张小刚眼里是有温度的传承。“敦煌太复杂了,一个洞窟的工作量也是不可想象的。”张小刚说,“我们正在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做每个洞窟的详细考古报告,全部做完,估计要好几代人。听着挺吓人,不过想想已经传承下来的好几代人,也就没什么了。”
10多米长的敦煌卧佛是3D打印的复制品
敦煌卧佛复制品安装到位。长江日报记者任勇 摄
这次展览中著名的敦煌卧佛,长10多米,呈侧卧状,神情柔和而又庄严。它是被分成好几块才搬运进场馆内的,再组合成一尊完整佛像。整个佛身严丝合缝,丝毫看不出拼接的痕迹。
这尊完美的复制品,其实是“数字敦煌”和3D打印相结合的产物。“利用我们的数据,把敦煌的卧佛打印出来。”李德仁院士说,“现场的文物不能碰,但是数字化的文物可以任意变换。我们把数字敦煌变换成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文物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在数字敦煌里进行‘现场’科研,旅游者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所形成的元宇宙,对敦煌文物进行增效、增强现实,让在壁画上动不了的飞天,在元宇宙里尽情歌舞。”
像敦煌卧佛这般展览中的“特殊”复原文物和“特殊”复原洞窟,是“数字敦煌”让千年石窟“活”起来的一部分。而种种“活法”都和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一项持续16年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密切相关。
“我和樊锦诗教授初次见面时,她跟我说了两句话:文化遗产不能永生;文化遗产也不可重生。我接着她的话讲了第三句话:文化遗产可以在数字空间永生、重生。”李德仁院士说自己和敦煌的缘分,从一场文化遗产的保护接力开始。
文物历数千年,总是在逐步损坏,这是个客观又无奈的话题。不能在现实中永存,不妨在虚拟中长生。2005年,李德仁院士和夫人朱宜萱教授带着一位瑞士专家去敦煌考察,见到了樊锦诗教授,大家说用最精密的测量仪器对洞窟进行扫描,三维建模,不就相当于在数字空间里重建了敦煌胜景么?
很快,武汉大学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朱宜萱教授团队开始了莫高窟整体测绘数据采集工作。不久,遥感重点实验室黄先锋教授带队跟进,并突破关键技术,对洞窟进行机载激光扫描、地面激光扫描、近景摄影测量、精密控制测量等“空地一体”测量,精度达到毫米、亚毫米级,终于在数字空间复原了洞窟的原始景观。
展览中第285窟全貌图就是基于他们的数据而复原的。黄先锋教授介绍说,这个洞窟的复原过程,是先使用数码相机拍摄数字照片,再通过纹理映射完成完整的数字洞窟重建,最终获得洞窟的三维纹理模型完成复原。第285窟数字洞窟是敦煌第一个完整的数字洞窟。
(长江日报记者周劼 汪洋 通讯员吴江龙)
【编辑: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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