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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璟罢相之后，唐玄宗任用张说为相。张说，出身卑微，由科举进入仕途，为玄宗帝师，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

在中国货币学说史中，能完美结合金融学、伦理学与政治学的文章当属南朝《钱神论》，但《钱神论》的作者存在争议，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是几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能与《钱神论》相媲美的古文金融学论著只有《钱本草》，而《钱本草》的作者毫无争议，是张说。

在这篇同样传神的《钱本草》中，张说这样描写金钱：钱的味道甘甜，性热，有毒，既能有利于邦国，也能让贤达堕落；如果天下人钱财平均则为太平盛世，如果天下人钱财不均则是乱世之源(钱，味甘，大热，有毒；能利邦国，亏贤达，畏清廉；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

估计张说写这篇文章的原意是警示世人，结果，他自己“以身试法”成了警示后人的生动案例。

名义上，张说提拔干部的标准是文采，但凡有文采的官员，即使恶行昭著(向他行贿)也不深究。实际上，有文采只是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标准是，谁是他一手提拔的嫡系弟子(这样一起干坏事更方便)。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是文采盖世，也一律不予考虑。

张说绝对是体面人，体面人抢夺财富不一定靠暴力，甚至不一定是贪污受贿。除了这些，还有市场…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一个名叫卢从愿的寒门子弟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这位青年才俊拜张说为师后，几年间就官至工部侍郎(副部级)。有了这样的关键位置，卢从愿经常借河工之名授意下官征调农人去服徭役，因为农人手中有卢从愿看中的土地。我们说过，封建时代的农人本就“站在齐颈深的水中，一阵细小的波浪就能将其淹没”，当时的徭役一去就是几年，又没有任何报酬。在这几年间，一旦有农人遇到“一阵细小的波浪”，卢从愿便会从天而降，要求购买破落农人的土地，帮助农人渡过劫难。

于是，卢从愿这位青年才俊很快就有了一个可以望文生义的绰号——“多田翁”。

开元初年，在以张说为首的封建官僚轮番炒作之下，大唐帝国的土地价格开始了一轮螺旋式飙升，即使贫瘠土地的价格也是武后年间沃壤价格的数倍。一批封建官僚却获得了“多田翁”、“地癖”一类的卓号……·

大家应该还记得，大唐帝国立国之初，太宗李世民曾经按官职分配土地。在这个制度下，封建官僚本来就较普通人占有更多土地，现在土地价格飙升，有能力购买土地的人只剩下强势阶层，普通人已经买不起土地。这段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随着土地价格飙升，普通人多少年、多少代辛苦积攒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终年辛苦劳作却始终不能得到安定，眼睁睁看着财富与自己无缘，最后只得或举家逃亡，或沦为部曲……

所谓西方经济学如此解释这个过程：在市场中，价格判定优劣，没有能力购买的人自然会被淘汰。

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只有放开价格，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才能让最有能力的人得到土地，才能真正增加社会财富……

所以，地价飙升是合理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种解释其实也可以换一种说法：

“吊丝”买不起房子只能怨自己没本事，只有有本事的人才能成为“高富帅”!

真的是这样吗?

现在，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竞争都一定提高生产效率，不是所有的竞争都一定会提高社会公众福利，更不是所有市场选择的结果都一定是好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竞争”(compete) 还有“竞次”(race to the bottom) ， “竞争”是比谁更优秀， “竞次”是比谁更下贱、谁脸皮更厚、谁心更黑!

“竞争”和“竞次”也是有相同点的，那就是，两者都把市场作为工具，都通过市场实现利益分配和再分配。所有社会都存在市场，市场也都有“竞次”特征，只不过封建社会时的表现更为突出。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提出，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剥削是有底线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工人工资要足以维持自身和家庭生存。

封建社会不存在这条底线，失去土地的流民只能压低自身劳动力的价格，甚至被迫损害生命，结果还是不能获得维持自身和家庭生存的资源。

人们竞相出卖自己，微薄的收入最后一定会突破马克思所谓的“剥削底线”，不要说购买土地，就连自己和家人的生存都难以为继。最后，人们只能卖身为奴，让自己从封建社会直接倒退回奴隶社会。所以，我们才在史籍中一次次见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的描写。

故曰“竞次”!

自汉武帝起，“竞次”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无为而治”放开市场，强者就会掠夺弱者的生存资源。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元嘉之治无不是“无为而治”，也无不遇到了这个死结。财富一旦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农人也就只能成为流民。一旦流民聚而不散，便是乱世之源……

现在轮到唐玄宗，土地价格飙升——强势群体的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弱势群体彻底丧失积累财富的能力。朝堂之上玄宗自己坦言：现在封建官僚疯狂掠夺土地，天下贫人层出不穷，流民年复一年增加(猾吏侵渔，权豪并夺，故贫窭日遭，通逃岁增)，如果不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流民将再次冲击中原大地，开元盛世的局面将不复存在。

《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这段历史：“大地产的数量大量增加，其中许多为出身较低的官员所有，他们需要地产以稳定他们的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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