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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近日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据介绍，此次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总计出土文物1万余件，抢救和保护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并基本上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位于彭山岷江大桥附近。

出土9万余枚钱币，从战国的秦半两到民国的机制币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北距成都市约60公里，南距眉山市约20公里。

为配合岷江航电和河堤复建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四川省文物局的指导支持下，2022年1月至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此前，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已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总计18000平方米，出水各类文物6万余件，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出水实物，确认遗址的性质是张献忠大西军与杨展南明军于1646年发生江口之战的古战场遗址，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介绍，本次考古工作主要目的是抢救和保护珍贵文物、寻找古代战场遗迹、确认遗址边界。从文物的考古发掘和保护研究来看，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该负责人说，江口遗址的主体遗存是江口之战的古代战场，同时也包含了从先秦至民国时期历代文物的沉积，本次考古发掘，拓宽了考古人员对遗址内涵的认识。

遗址内发现了大量巴蜀青铜兵器和工具，时代上早至西周、晚至战国，种类包括柳叶形剑、无胡三角援戈、荷包形钺、斤和凿等，这批青铜器形制完整、保存完好，尤其是部分西周青铜兵器的发现，对于研究巴蜀青铜兵器的起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柳叶形青铜剑。国家文物局供图

遗址内还出土了9万余枚历代钱币，从战国时期的秦半两到民国时期的机制币均有发现，延续2000多年，几乎囊括了四川历代铸造并使用的钱币，对于四川经济史、货币铸造史和岷江内河航运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出土近600锭官银，推测原为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战中沉没

此次考古发掘中，遗址内出现了大西政权官银和兵器集中分布的现象。出土官银数量近600锭，集中发现于发掘区的中部偏北，且发现的官银以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税银为主，地点主要来自成都周边的金堂、大邑、简阳、安岳、洪雅、丹棱等地。

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推测，这批银锭原为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战中一同沉没。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内出土的官银。国家文物局供图

考古人员在大西政权官银集中发现区的东侧，发现了箭镞、火铳和铅弹等大量兵器，其中火铳包括单眼铳、三眼铳和百子铳等不同类型，同时还发现了部分烧熔的金银器，为文献中关于江口之战采用火攻的记载提供了有力证据。因此推测，这一区域为江口之战的发生地点或者很接近发生地点。基本上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位于彭山岷江大桥附近，对于划定遗址范围的工作而言是重大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考古发掘，抢救和保护了以“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

“荣世子宝”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已残，存“荣子宝”三字，根据2020年度遗址内出土的“蜀世子宝”金印推测，这枚金印应为“荣世子宝”。印台边长11.24厘米、厚3.28厘米，残重5915克，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

“荣世子宝”金印。国家文物局供图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方形印台、印钮缺失，印面铸有九叠篆文“永昌督理之印”六字，印背刻有“癸未仲冬吉日造”和印文的释文。印台边长9厘米、厚0.8厘米，重591.2克。这枚银印与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金质“永昌大元帅印”的印文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可知二者为同一批铸印。“永昌”二字为李自成年号，因此推测这枚银印为李自成为求得张献忠支持，在其称帝前夕赐予大西军，对于研究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农民军关系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钦赐崇德书院”铜印，表面鎏金，长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篆书“钦赐崇德书院”六字。印台长13.9厘米、宽4.16厘米、高2.53厘米，重1245克。“崇德书院”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内讲学、刻书的重要场所。吉府“崇德书院”本图书，无论校勘、版刻、用纸皆为当时翘楚，亦为后世所重，历来被视为珍本。这枚吉府书院印的发现，对研究明代文化教育，是非常珍贵的实物史料。

该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进行进一步的修复和保护，并根据出土文物的类别，同步开展工艺研究工作。此外，将持续开展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考古资料整理工作，拟订考古报告的出版计划。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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