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大银行 辉县(温县光大银行)

作者丨张佐良

明清鼎革之际，士人因政治取向不同而分化出遗民与贰臣群体，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由于仕隐殊途，遗民与贰臣大多淡于交往，甚至先前好友亦至交绝。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遗民和贰臣群体内部不断发生分化，同时，在看似界限分明的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对前朝的怀恋、对自身的反思、对民族文化前途命运的忧虑，使遗民和贰臣在心理上有所共鸣。两者之间的疏离或交往，客观上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本文主要考察遗民孙奇逢和贰臣张缙彦的交往，以略窥清初遗民与贰臣群体互动之一斑。

孙奇逢与张缙彦的交往

孙奇逢

（1585～1675）

，字启泰，号锺元，直隶容城人。曾坚辞明清两朝征聘十三次，世称孙徵君。晚年讲学河南辉县夏峰村，学者尊称夏峰先生。孙奇逢与浙江黄宗羲、关中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而“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孙奇逢17岁中举，一生隐而未仕。年轻时以孝行感动乡里，广为世人赞誉。明天启年间，孙奇逢“置身家性命于度外”，与鹿正、张果中等倾力营救被阉党迫害的东林党友人，“海内高其义，有‘范阳三烈士’之称”。

明末社会动荡，战事纷起。孙奇逢编练乡勇，结寨自保，多次击退入侵之敌。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称其“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备”。清军入关后，在京畿推行圈地政策。顺治六年十一月，孙奇逢因故园被满洲贵族圈占，决意南迁。次年五月，在河南友人的热情相邀下，孙奇逢留居辉县苏门。此处山水清幽，历来为君子高隐之地。晋之孙登、嵇康，宋之邵雍，元之姚枢、许衡等人均曾隐居于此。孙奇逢认为，“苏门山水佳胜，可堪终隐”。后友人马光辉以辉县夏峰村田庐相赠，孙奇逢率子弟耕读于此，遂“以燕人而成豫籍”，直至去世。

张缙彦

（1599～1670）

，字濂源，号坦公、大隐、筏喻道人、菉居先生、外方子等，河南新乡小宋佛村人。明天启元年举人，崇祯四年进士，历任陕西清涧、三原县令，任内保境安民，多有善政。崇祯十年，因政绩卓著，行取入京，历任户部浙江司主事、边饷郎中、翰林院编修、兵科都给事中。崇祯十六年，被崇祯帝超擢为兵部尚书。次年三月，李自城攻陷北京，张缙彦逃归新乡，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农民军，在清朝和南明政权之间摇摆不定。

顺治三年二月，张缙彦见复明无望，“赴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军前纳款，承畴具疏乞敕部录用”。清廷以张缙彦在江南大定后“逡巡来归”，不予录用。至顺治十年，张缙彦方被清廷起用为山东右布政使，后以“不避怨劳，实心任事”，历升浙江左布政使、工部右侍郎。顺治十七年二月，清廷甄别三品以上官员，张缙彦因“在都办事平常，且耽情诗酒，好广交游，沽名取悦，殊失大臣靖共之谊”，被降补“为江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徽宁道”。顺治朝后期，南北党争激烈。

本文出处：《清史论丛·第37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版。

顺治十七年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北党大学士刘正宗，词及张缙彦，称其为刘正宗莫逆之友，且“序正宗之诗曰‘将明之才’，其诡谲尤不可解”。八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亦疏劾张缙彦，称其“守藩浙江，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入为工部侍郎，又复包藏祸心，交结党类”。十一月，清廷会审后认为，张缙彦“巧辞欺饰，实有诡谲之意、叵测之心”，“以诡谲言词作为诗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应立斩”。顺治帝命“从宽免死，著革职，追夺诰命，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地方”。康熙九年十月，张缙彦在流徙十年后，终老于宁古塔外方庵。

早在明崇祯年间，孙奇逢即以孝行、节义与理学闻名京畿。作为“真孝真廉，有体有用”的“地方人才”，孙奇逢曾多次被举荐征召，但他均坚辞不赴。顺治二年三月，“国子监祭酒薛所蕴以让贤荐”，孙奇逢亦坚辞不就。薛所蕴（1600～1667），字子展，号行坞、桴庵，河南孟县人。明崇祯元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降清后累官礼部左侍郎。孙奇逢为其祖门生，两人有世好之谊。薛所蕴在孙奇逢南迁之际，曾于“共城、林虑两山中，各为庐舍待” 。二人一直是通过书信或子弟过视相交，直到顺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初次相见。

孙奇逢称，“晤少宗伯薛行坞。十载神交，一日谋面。行坞自谓‘向切私淑，礼意殷殷’。居然尘外之交”。顺治七年，孙奇逢南迁辉县后，方与豫北地方士人产生直接交往。他曾多次过访新乡诸友。张缙彦顺治三年降清，顺治十年起用，其间多里居新乡，且与薛所蕴、王铎等贰臣过从甚密。就笔者目及史料来看，尚未发现孙奇逢与张缙彦相见的文献记载，但二人在清初的确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顺治十一年五月，孙奇逢过访山东友人。他在给时任山东右布政使张缙彦的信中说：“入鲁郊，无地无人不沐浴德化，蓬玄先生述政教更详。尹彦明尝问于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处是先生真能行道者也。学者存心，利济便是行道。’念庵谓‘活得千人命，安心不向世外走。’先生惠施齐鲁，能令齐鲁大夫相观而善惠施小民，先生之明德远矣。人谓如是道人儒而禅者也，弟谓如是道人以德行仁，儒亦如是而已矣。” 孙奇逢入鲁观政，对张缙彦出世行道、治民有方是比较赞赏的。

顺治十三年，张缙彦任浙江左布政使时，孙奇逢曾致信请其为茅元仪遗属一伸援手，以解其困。其《与张方伯坦公》云：“自壬辰岁夏，苏孺人送其女北来，与其仆姚文炜约明年来视，以便图归。今五年矣，杳无音耗。主母屡有谕帖，总若罔闻。此分庄产，茅总戎族党姻戚，公议立单，府县批照：‘嫁女养孀。’弟辞其嫁女之半，留一半为养孀之资。今一出门，仆利其有，悍然不顾主母之命，终置孺人于何地乎？苏孺人忍死为总戎立节，此田不存，何以终老？闻茅公子寄居其岳家，少年想亦不能作主。苏氏一呈，并原册，乞仁台付本县一查，催令文炜来迎主母，或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膜外置之也。”

顺治十六年十月，孙奇逢称，“予山居病废，先生

（张缙彦）

雅意贫交，一岁中书常三四至焉”。可见，在张缙彦赴京任工部右侍郎后，二人仍保持着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孙奇逢对张缙彦的才华与学识颇为称赏，在为张缙彦主纂《新乡县志》所做的序中称，“新乡坦公先生，所称具识力而能文章者也。其邑志虽奉豫中承贾公檄，实出先生之手，酌旧志之所详略，而一衷于道理，既无所遗，又无所滥，洋洋乎大观也哉！史家首推班马，尝考迁自作《史记》，恣所欲言，而固奉诏为《汉书》，不无避忌。迁文豪侠，而固谨细，固其所也。先生今日无功令迫于上，无子孙陈情于下，恣所欲言，则斯邑山川之美，人物之盛，文章风俗之厚朴而简重，得托先生行世以传久远，无疑也”。孙奇逢曾认为，史志纂修者应求实、“具识力而文章”。以此标准来看，他对张缙彦所撰《新乡县志》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张缙彦在山东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任内，曾为孙奇逢刊刻《游谱》《答问》等著述，此外，他还移书力劝孙奇逢出修《河南通志》。孙奇逢自撰《岁寒居年谱》记当局聘修《河南通志》一事云：“河南巡抚贾公汉复聘修《河南通志》。郡县致抚军之意。予以老病不能任其事辞。方伯桑公芸、巡宪沈公荃，各致其相招云云。” 在《日谱》中，孙奇逢详细记载了此事。

顺治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其《报赵令君》云：“承示桑老公祖，以纂修通志见托。若以治弟为有学有识之人，故相属以不朽之事，甚盛意也。但治弟暗昧空疏，于此事既非其长，兼之聋瞆衰迟，心思散乱，曷敢冒昧以承，桑老公祖持世之心，经事之力，正是此道宗盟。治弟执鞭有心，佐筹无力，自谅此非诳语也。幸老父母婉为之辞。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今日桑老公祖下询之谊，治弟自知甚明，非甘自外也。敢佑腹心，预告左右。”

二十三日，其《报辉令》云：“恭承抚台老公祖惠己及门，既无坐受于家之礼，而病未脱体，又不能展叩阶求见之忱。坐是踌躇，益深局蹐。所委《通志》事，未见来文，无所据以为辞，敬拜还花币，唯老父母为致之，不次。”

二十四日，其《简王蓼航》称，“抚军至辉，俨然花币辱临，以纂修《通志》相属，其意甚善。弟衰朽，既不能应其聘，不可不一往见，以答其谊。无奈连日痢转甚，前之不能见按居时，犹无病，今病矣，益艰于见抚君。先后定当相会，倘语次及之，望为弟婉辞，及不能趋谒之状，恳恳不尽”。

二十五日，孙奇逢称“客有谓：‘今日之《通志》，他日之信史，所关非细，先生何辞之坚也？’予曰：‘论事易，而任事难。此事非才、识、胆兼备者，不能胜也。薛方山一代儒者，自令慈溪，即有志浙省《通志》，历十年，七誊稿，犹得同人赞助。事甫竣，还滋遗且滥之惧。仆识暗、才短、胆薄，既乏任事之具，况年逼八旬，思虑昏眩，冒昧承任，事心苟且。此何等事也？而可以苟且塞责。情面难破，好恶易徇，一为清议所短，必招鬼神所罚，凛乎可惧。予固熟筹之矣’”。

孙奇逢后来说：“会修中州通志，中丞以予为托，予虑不胜任辞之至再”，张缙彦言：“先生则移书教予，曰：‘此系河洛渊源，辞何为也？’”孙奇逢回复称：“予乌乎无辞？昔薛方山修浙通志，七年始成。孙文忠修高阳志，亦十余年始出以示人。二子者，其文章识力为何如也，知予识暗力薄，衰老不文，辞固其宜。”

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月份的日谱中，孙奇逢详细记述了与诸人关于坚辞修志的过程，而对与张缙彦的书信往来并未提及，此中似别有意蕴。流徙宁古塔之际，张缙彦对孙奇逢念念不忘，曾与好友讲论孙奇逢事迹。其友方拱乾记其事云：“徵君名奇逢，容城老孝廉，避地苏门山，与坦公邻，并直指陈君曾物色蓟州李进士欲闻于朝，因坦公悉徵君，乃并荐云。”

也就是说，张缙彦曾向顺天巡按御史陈棐举荐孙奇逢，陈遂“以山林隐逸荐” 之于清廷。方拱乾诗云：“几年魂梦说徵君，避地今闻柘影分。三聘无车容束帛，百泉有鹤守遗文。妻儿败囷躬耕粟，弟子荒冈饿骨坟。落落河汾关底事，飘风只羡在山云。”“荐剡曾同李进士，蓟门人尚说公车。母存代妇亲供爨，儿长耕田罢读书。终日麻衣何处泪？偶然茅屋匪常居。名高节苦身无恙，转笑西山蕨不如。” 从上面两首诗中，亦能略窥张缙彦与孙奇逢的交往与情谊。

孙奇逢交往原因分析

（一）君子人格

君子是儒家的理想品格，孙奇逢晚年尤重君子之道。卫地“俗本仁厚，素称君子之乡”。顺治七年，孙奇逢迁居辉县夏峰，入卫地，识卫人，对春秋卫大夫蘧伯玉尤为景仰，赞誉有加，认为其具有寡过自省、出处有道等君子品格，自称“吾平生不能不服膺蘧伯玉”。孙奇逢晚年潜心研《易》，对其中蕴含的君子品格独有心得，认为“孔子教人学易，都只是要将爻象实理，反正自己身上受用。如释系于包桑，便要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释先号后笑，便要君子出处语默，如金如兰；如释天佑吉利，便要君子履信思顺，又以尚贤；如释劳谦有终，便要君子德盛礼恭，不伐不得”。

孙奇逢认为君子还应具有以下特质：一是君子乐天知命。他认为，“命者，天道流行之命。君子知命而不可违，故富贵贫贱、患难死生，惟其所值，有顺受而已。乐天便是知命，知命便能乐天”。《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孙奇逢称此为“人生最安乐之事”。二是君子自强不息。《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孙奇逢认为，“一有息，便与天不相似。故其言曰‘学而时习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此愤之所由发也。时习而悦，好古有获，即乐矣。乐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知老之将至。子之为子，如斯而已矣”。君子好学，所谓孔颜乐处，正在好学而已。三是君子坦荡荡。孟子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孙奇逢认为，“世间有一等最受享人，君子坦荡荡。有一种最受苦人，小人长戚戚。君子何以坦荡荡也，致中和而已矣。中和之极，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睟面盎背，四体不言而喻。小人何以长戚戚也，不中和而已矣。不中和之极，所谓牿之反复，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凛乎可畏哉！” 君子仁义之德涵养于内，温厚之态生发于外，四体充盈德性光辉。所谓“睟面盎背”，正是君子气象。

孙奇逢最重君子儒。他说，“儒之纯，肇自孔子”，“纯儒之功德在百世”。“君子儒，儒有纯者也。小人亦曰儒，谓其规模狭隘，非人而小人也。腐儒少霸气，然霸又足以伤醇。禅儒足以销霸气，而禅又足以蚀真。有一利，伏有一害。如皆古圣人，独孔子太和元气而集大成，均为名儒而醇乎其醇。如所称君子儒者，元公、明道而下，数人而已。” 孙奇逢不轻以君子儒许人，亦见君子儒修习之难与品格之高。

孙奇逢的君子观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而明清鼎革之际的人生体验又使其独具特色。他认为，欲为君子，需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畏天命顺天道。孙奇逢说：“君子所以为君子，只是畏天命；小人所以为小人，只是不知天命。” 孙奇逢认为君子不轻生轻死，“长生不足羡。轻生望死，桎梏而死，则失所以谨身矣”，“长生必流于玄，轻生必流于侠，君子均无取焉，谨身以俟命而已矣”。在孙奇逢看来，“君子无须臾离道之时，才能于天命之性浑成无间”，“故君子顺天道以治其身”。天道即天理。君子还要处理好天理人欲的关系。孙奇逢认为，“君子、小人之分，惟在顺理与从欲而已。顺理则安，从欲则危。顺理则忧勤惕厉，不安乃安也；从欲则逸情纵意，安乃不安也。学者须要天理人欲之间见得分明，一毫相杂，则理终不能顺，而欲终不能不从矣”。天道、天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性。孙奇逢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独此是人生真乐。君子王天下而不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都是凭这一点受用。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复性”，须有“浮云富贵之怀”，方能复性，成学问，成君子。

二是寡过知非。孙奇逢认为，蘧伯玉“‘欲寡其过而未能’，只此便是千圣要诀”。他指出，“学问一事，不必求有功，只求寡过。孙奇逢认为，“寡过于事上犹易，而寡过于意中实难”，须“怀希圣之思，立见性之志”，行真切之功，“日宜三复” ，“过则改，而善则迁，不患不为善人君子。”顺治十六年除夕，孙奇逢训诫诸子说：“学问要看腊月三十日。盖是日为一岁之终。一岁所为，或有愧无愧，各宜细加考问。行事无愧者，为君子，为善人。欺慊半焉者，利善之间者也。有欺而无慊，人斯下矣。”

三是暗修以淡声闻。孙奇逢说：“君子纯全乎天者，谁敢冒昧承当？”“故君子只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而已矣”，“直至无声无臭至矣”。孙奇逢认为君子重在潜习暗修。他说：“从来谓潜与见为两局，暗与章为二境。愚谓君子潜固潜，即见也，仍不离潜之体，总归于潜而已矣；君子暗固暗，即章也，仍不离暗之用，总归于暗而已矣。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潜与暗之谓也。”孙奇逢订《续家规十八则》，其中两则为“暗修以淡声闻”，“好古以择趋避”。他解释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趋避不审，不学无术耳。暗修好古，君子日用所从事者，端在于斯。”孙奇逢称，“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有此一耻，则忠信进德，修辞立诚，自不至犯鬼神之忌。暗的不止分君子小人，而降祥降殃，天命实式临之。可畏哉！可畏哉！”在孙奇逢看来，只有学以为己，不务虚名，实修实做，方可为君子。

四是谨言慎行。孙奇逢认为，君子言行不可不慎，并以史为鉴，告诫君子躬行谨行，“士君子当末流之会，谨躬率物，居潜用晦，深味乎其默足容之旨，庶几寡过，焚坑之惨，兆于横议；党锢之祸，成于标榜。古来名士，至于不能自全之地，托身于酒，托身于痴，以求免于猜忍多忌之际，而犹不可得，此心亦苦矣哉，起羞兴戎，口舌为烈甚矣，言不可不慎也”。同时，劝说君子自律慎行，“士未以清节著称，犹可随俗俯仰”，“至素行皎然者，断不可苟于荣禄，偷取一时，如汉之唐林、唐尊，俱以法履著名于成帝之世，号为二唐。比楚二龚（龚胜、龚舍）,后皆仕莽，前修云何？左思曰‘二唐洁己，乃点乃污。’岂独莽能污人哉？士君子不可不严自律也”。孙奇逢以遗民之身，能够在清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正是其始终恪守君子之道的结果。

孙奇逢晚年效法先贤蘧伯玉，“耻独为君子”，“日思所以报答天地之德、祖考之恩，唯有劝人为善一事。与子言孝，与臣言忠，即素不相闻之人，有过访而见问者，无不披衷相告，自矢勿斯。爱我者，谓交不可滥，心感而志之。然有人来过而问者，又不忍不告也。易之道，扶阳抑阴，化小人为君子，民吾同胞，物吾与。此九十岁老人之婆心也”。孙奇逢“于困厄险阻、造次颠沛之中，非道不言，非礼不行，处坎心亨，龙德而隐。自公卿、大夫、士，下至佣夫、走卒、妇孺之流，暂而片语相接，久或终岁相从，皆煦之以春风，昭之以白日。浅深高下，如量而予，人人有以解其症结而获其本心，一归之于为善”。他不仅自己愿为君子，还希望天下人皆为君子，立己达人，实有古君子风范。

（二）极重友道

孙奇逢一生“以友朋为性命”，自称“余自十八岁赴公车，便以亲师取友为事”，晚年更是多次说：“仆平生以友朋为性命”；“仆平生无他嗜好，五十年来以友朋为性命”；“仆平生以友朋为性命，今近八十矣，离友朋之乐，无乐也”；“仆平生无他嗜好，独以友朋为性命”。

孙奇逢对儒门友道体悟颇深，认为“‘友直、友谅、友多闻’，孔子尝言之矣。盖一身之成败得失，举而付之于友，故不得不严其人。然直谅不合人亲，多闻易形人短，其人固未数数见之，而我不能急与之合，其咎又不在人，而在我矣”。孔孟之时，“以一身为天下，以一日为万世，则固有大者存也。在当日，不觉其所关于天下万世者何在，在天下万世后自觉之。总之，有见于性分之大，原不隔天下万世于一膜之外。能以其学于己者而诲于人，师友之兴从此始。千余年而有濂洛，师友之道一光矣。又数百年而有阳明，及门之盛，几数千人，且多贤者，师友之道又一光矣。此固当日孔孟之不厌不倦者，所以贻留于天下万世者耳！”

对于友道的重要性，孙奇逢指出，“道德有于身，须借师友，所以师等君亲友，为五伦之一”，“学人自立甚难，因无丽泽之益，非谓友尽乏直谅也”，“修身之士，必借良师友”，若“生无师友，则一愚人之身而已矣”，“若非真实师友，鲜不蹈半途歧路之嗟。吾夫子所以言以友辅仁，元公所以言长无师友则愚。今人不知师友所关重大，总由不求自己学问进益耳”。

孙奇逢认为，友朋相交，特别是对师友而言，须以道义为准则。他说：“师云友云，为其以道义相切劘也。离道义无师友之事，离道义无师友之言。师友因学而立名，学因师友而成德。不知学，恶知师友。”孙奇逢在《范箕生笺古人交》序中称：“余读古人交，未尝不掩卷叹息，而重有感于今之交也。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甚有肝胆与共，死生相期，而意忤言觭，凶终隙末。真有如昌黎所云‘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转眼若不相识，且挤之而下石焉者！’”。

有鉴于此，孙奇逢提出，朋友当以义合，“同气则求，同求则义，同义则久”。他指出，朋友是五伦之一，友道关乎五伦，“盖君子敦笃乎君父之大，而既翕好合，一身全备之，方能出而问天下士。亲见其人之可交也，然后通名姓、具拜问、告祖父，而缔盟好。属之以人伦之重，而托以终身之业。故不明于五伦，而欲善一伦，未见其能安也。不明于友道之关五伦，而欲以敦友伦，未见其尽善也”。

“以友朋为乐”，孙奇逢视为人生三乐之一，自谓“老夫生平无他嗜好，少年以俱存无故为乐，壮年以兄弟友朋为乐，老来以儿孙师弟为乐。此三乐者，真无穷极也。人人有此受享，人人不能受享”。“离友朋之乐，无乐也。有朋则山可乐水可乐，即无山无水亦可乐。然我之所谓朋者，固非泛泛，须一种有识趣人，能起予，匡之不逮。然未可轻得也。”

康熙十四年正月，孙奇逢与“同人常过我兼山堂者，联为十人社。阳武三：赵锦帆、卢禹鼎、张含睿；新乡四：刘一六、郭公望、任联璧、周显成；汲县二：苏寰中、李范林，合之大隐而十”。他论友朋之益，曰：“杨晋庵谓两炭相燃，其焰自发。各孤一处，焰立熄矣。夫子虽不愠于人不知，而朋来自远，乐多贤友，意可知已”，“炭愈多，而光愈烈，不问可知”。

与匿迹山林离群索居的一般遗民不同，孙奇逢交游极为广泛。友人曾问孙奇逢：“先生五十余年老贤书，仕进之心，梦想不到，何不向深山穷谷避迹息影、鹿游石居？而尚寄托风尘之内，幽士为与，通人不拒，此于遁世之旨何如？”孙奇逢说：“子之爱我也至矣。昔人结木巢楼、塞户窦伏、资身卖卜，佣工灌园，甚至为卒市门毁形易面。予高其谊，怜其情，然非予心之所乐也。”其乐者为何？孙奇逢云：“余少秉痴心，以友朋为性命，老更婆心，谓满街皆圣人，故于人之贫贱贤愚，凡有意于我而惠然肯来者，则不谆复而告语之，至于通人，尤是贤者，所当尽力，渠果肯来虚心，我辈何妨实心帮助，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安乐窝中叟是予师也。”

（三）存续道统

当明清鼎革之际，明遗民产生了“以夷灭夏”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此民族文化绝续存亡的紧要关头，孙奇逢等“有志之士，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隐居授徒，著述明道，“继绝学为世用”。孙奇逢认为，“人生第一要务，莫要于明学。学之不明，则君子少而庸人多。世之治也，与谁共理？天下未有无真儒而能有名世者。故学也者，兴贤致理之要术也。有一分学问，方做得一分事业。有十分学问，方做得十分事业。由求必不能为颜曾，萧曹必不能为俨吕。天德王道，总之在学术上取齐”。

时人称孙奇逢，“际贞元绝续之时，明大道于方来，佐圣治于在下，有若天心启牖之一人，以维持一线之绪者”，虽“遭逢不偶，不能行道于当世，爰欲传道于来兹”。孙奇逢在《复崔承一书》中称，“自江村没后，知己寥寥，孤力肩承此不绝之一线，三十余年颠蹶困惫者屡矣”。孤力肩承，实以难得其人。后识张沐、汤斌二子，孙奇逢寄予厚望。在与汤斌书中称，“师友道久衰，江村不可作。策以灯烛光，空山自寂寞。举世如鸡群，子也云中鹤。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托”。康熙八年二月初六日，孙奇逢《复汤孔伯》云：“仆四十年孤力独承之担，一旦得其人焉付之，此身轻快何言？然仆身轻了一分，未免为知己重了一分也。”其殷殷传道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清初遗民致力于存续儒家道统，而复兴民族文化尚须借助强有力之推动者。孙奇逢称，“崔文敏有言曰：‘元有三儒，耶律晋卿之谏杀，许平仲之兴学，刘静修之不仕。三公固各有得也。’予私谓为静修犹易，为晋卿、平仲难”。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窃思真儒名世，代不乏人。远不具论，宋元之际，道在许子。当年与静修同征，过容城商进止。静修曰：‘公不出，则道不行。某亦出，则道不尊。’二子固各有所处也。”

在孙奇逢看来，宋元之际理学名儒的出处，事关少数民族统治下中原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许衡出仕可以光大中原传统文化，即“道行”；刘因隐居意在维护儒家道统尊严，即“道尊”。二者相较，为“道尊”易，为“道行”难。因此，他认为不宜对出为尊官的姚枢、许衡过分苛求，因“其为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孙奇逢论宋元之际，正所以见明清之际。他以遗民之身兴学传道，自觉如元之刘因出则道不尊，因而将道行的期望寄托于出仕清朝的理学官僚身上，称“今日正望老父母勉图其所难耳”，“先生今日固为其难矣。维持世运，鼓舞来学”。

康熙六年以后，孙奇逢敏锐地觉察到，时势变化对理学发展变得越来越有利。他在致友人信中说：“闻庙堂诸老深心学问，不减姚许当年”，“迩来宰相而下，谈学者不乏人，此亦气运然耳”。至康熙十三年五月，孙奇逢称，“今天子宰相，皆有好学之意”，若“以二三君子，启沃于其间，则学之典也，在指顾间矣” 。孙奇逢希望借助于身居高位的理学官僚来“正君心”，实现清朝政权的儒学化，推动以儒家传统模式重建中国社会秩序。

结语

除张缙彦外，孙奇逢与钱谦益、龚鼎孳、王永吉、吴伟业、刘正宗、戴明说、刘馀佑、孙承泽、薛所蕴、柳寅东、张凤翔等清初贰臣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并未明言对其大节的具体看法。孙奇逢所撰《理学宗传》，序列历代大儒，独遗宋之吴澄。孙奇逢认为，“吴草庐谓诸葛孔明为行不著习不察之人。余谓孔明舍孙曹而事昭烈，著莫著于此，察莫察于此。草庐以宋孝廉而事元，恐亦不免为不著不察”。

由此来看，他对贰臣忠义名节的态度亦是不言自明。入清后，孙奇逢曾自称，“五十余年老贤书，未尝就一官，迹似于隐，然实非隐也”，“树遁世之藩篱，差慰藏拙之门户”，“长为逸民，高蹈不出”。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与处世方式，使其能够站在传承光大中原传统文化的立场高度，用包容和积极的心态与贰臣交往，以自己的遁世而道尊，寄托对道行的期盼。

清人称，孙奇逢“辟室苏门，为讲学名山之计”，“而圣道自此明，绝学自此续，周程张朱而后，以一身膺理学之宗”。“先生之教沛然大行，达于朝而上为道揆，施于野而下为善俗。”“我朝圣教昌明，先生讲学之功，默有以助之也。” 孙奇逢对清初的社会文化认同和历史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37辑》，原标题为“遗民与贰臣：孙奇逢和张缙彦的交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张佐良

摘编丨吴鑫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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