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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网新置地管理有限公司(浙大网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06月20日 03:14 浏览量:3

57岁转型成投资人,现在管理超2000亿的资金,这位浙大校友有点强!

赛伯乐目前在全球拥有数百位在各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合伙人,管理资金总规模超2000亿元人民币,可为国内创新创业者的加速成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1948年出生,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朱敏,经历了上山下乡、恢复高考等重大事件

——1982年,34岁的他考取了浙江大学工业管理系研究生

——1984年,朱敏作为早期公派留学生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

——次年,他15岁的儿子也转学进入斯坦福计算机系读本科,成为了他的同学

——1996年,在美国待了12年之后,朱敏创立了WebEx(网讯)

——2005年,年近花甲的朱敏创办赛伯乐,开始了人生新的华丽转身

回望朱敏过去的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这种不断打破天花板超越自我的精神,值得用于勉励今天的创业者们。

57岁转型成投资人,现在管理超2000亿的资金,这位浙大校友有点强!

82级浙大校友、赛伯乐投资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朱敏

从1969年到1971年的三年时间里,知青朱敏在宁波东乡从事着单调重复的体力劳动。春种秋收时,他要每天从凌晨2点工作到晚8点。虽然已经结婚、生子,但他似乎始终无法适应这种正规、平凡的生活。于是他加入了乡里的手拉车队。

这依然是个辛苦活,但似乎有趣一些。每天,朱要和其他运输工一起,用手拉车把硫酸、硝酸、汽油等危险品从城市运到村子里。道路漫长、颠簸,木制的手拉车经常爆胎,或被货品压坏。而修车又是一件不可期待之事:全乡只有两个人会修车,因为“技术垄断”,他们经常罢工。

趁着又一次罢工到来,23岁的朱敏向车队队长建议,由自己和妻子来承担修车的工作。他甚至告诉队长,这样的好处是:夫妇两人的组合,因为女性的工分会被打六折,相当于给车队节约了成本。

于是,毫无修车经验的朱敏夫妇“承包”了修车工作,不过,接下来他们几乎没有修过任何一辆车——承包之初,朱敏就向所有人宣布,他会把车队用于修车的经费拨出一部分设为奖金,谁的车子一整年不坏,就可分享奖金。结果可想而知:所有人精心保养手拉车,即使偶尔遇到故障,也自行修理。因为几乎没有修车成本,奖金之外的经费,就成为了朱敏夫妇清闲一年的酬劳。

在当时,无论分得奖金的运输工、被夺走工作的修车工,还是朱敏本人,都不知道这可以被称作一次“商业模式创新”,他们更无法想到,这是一次怎样的商业旅程的起点:历经农民、技术厂长、城市建筑工人、浙江大学学生、斯坦福大学工程经济学硕士、保姆、厨师、公寓管理员等诸多身份,朱成为了创业者,被微软击败后,他成功实现了反击,并最终在2007年3月14日,由思科以32亿美元收购了他在美国创办的第二家公司网讯(WebEx)。这是一个比 MySpace、YouTube和Skype出售时的价格(5.8亿美元、16.5亿美元和26亿美元)都要高出许多的数字。外界估计,本次交易可为59 岁的朱敏带来1.2亿美元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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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没有人能忽视这样的命运波折,但也因其人生太过眩目,多数人忘记了追问另一个问题:生长于商业传统中断时期、毫无特殊背景的朱,为何能够在一系列命运转折点之后,成为了一个标准的硅谷创业家?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朱敏从未止步于某一个人生的“高点”上,而是不停舍弃一个看似相对不错的状态,并能够进入下一级旅程?

某种意义上,朱敏人生的每一个拐点,几乎都是那次“修车故事”的重现:遇到一件身边没有人会作的事情后,朱会先承接下来,然后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学习、摸索,最终证明自己可以做到。虽然他所从事过的多数工作,看上去是命运随意飘荡的产物,但多数时候并非如此。从文革时起,他几乎每隔两年就学习一样新技能:办工厂、造车床、发明水泥搅拌机、考大学、学英语、学计算机,以及最后接受来自市场的商业教育……这让他仿佛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伴随着多彩世界的层层展开,他也逐一学习那些吸引自己的知识。而在这个高度强调专业化的时代,朱敏从不惮于、甚至急切地持续改变自己的性格,让他成为了过去30年间中国商界极其罕见的一个学习者和实践者。

“骄傲的人”

对朱敏的剖析所及,首先是这样两种特质。

其一为洞见。经常在长时间的散步中思索未来的朱,被称为善于在混沌的信息中找到方向。网讯最初的理念,以及其后它与微软、思科、IBM等公司竞争时所依凭的商业模式,主要来自于朱的思考。对此,网讯一名前高层曾不无夸张地表示:“他的想法几乎能把你从凳子上吹下来,直到几周后,人们才明白他的远见。”

其二为激情。一个颇有代表意义的场景,来自于赛伯乐所投资的幸星数码的创始人王利锋的描绘:他与朱敏在网讯硅谷聊天时,朱讲到兴起,控制不住嗓门,以至于隔壁房间的人跑进来说:“敏,我欣赏你的激情,但很抱歉,你的声音影响了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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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被观察者放在朱敏个人历史坐标中详细读解的一点,是其性格与学习能力的奇异组合:如果他只有很好的思考、学习能力,文革以及接下来的社会变迁很可能只能让他成为一个学者;或如果他只有激情,他至多只是一个富有商业天赋的连环创业家。但当这两种品质共同作用,他的人生就曲折多变,而且总能阶段性的埋上新一级台阶。

3月26日,在杭州的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朱说自己“是个骄傲的人”,所以他爱尝试他人所不能之事;他也并不认为自己学的很快,比如网讯的成败前后,有超过10年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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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在向浙江大学捐赠1000万美元的仪式上

但所有言辞,都难以掩饰其性格中的强韧。59岁的朱把刚刚过去的大交易定义为“美国生活的完整句号”,接下来,他仍然没有休假打算,仍然每天6点一过即起床工作,仍然在“折磨自己和手下”,希望在现代服务业的风险投资领域超越沈南鹏。就目前的预期,其投资公司赛伯乐下的连连科技和聚光科技可能在未来两年内上市。

朱敏瘦高、棱角分明、肤色逡黑、脸上皱纹深刻。其面貌,宛如罗中立名画《父亲》,他亦不讳言,自己仍“是个老农民”,甚至自己晚上打车回杭州牡丹园小区时,会被保安拦下,“因为看我不像老板”。说话时,他惯于挥舞长臂大手,这一特点曾被美国媒体比喻为“一直在打车”。其中文依然有江浙乡音,语速极快,但说英文时,竟然没有口音,对于一个36岁时在中国死记硬背了2万个单词就出国读书的人,这多少算是个奇迹。

取、舍

至少事后看来,朱敏的人生有很多种可能:如果他没有前往美国成为网讯的创始人,他可能成为江浙一代的民营企业家,或者从宁波起家的地产商人——这正是这个故事最富魅力之处:一个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选择自己人生路径的自由。

在东乡“承包”修车业务后,朱敏在当地获得了“脑子活”的名声。到1974年前后,江浙一代不少地区开始尝试办厂,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宁波东乡的技术厂长人选。

机会相对清晰:给上海做制造外包(即使那时他并不可能知道这个名词),从事机械、塑料、胶墨等小五金生产。但困难却不明确,因为“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厂”

首当其冲的困难,是缺乏原材料。当时国家物资局统管全国资源调配,采购生产必须的材料必须通过物资局。对于宁波东乡这家草根企业,这太过遥远。

盲打误撞中,朱敏打听到甘肃白银有中国最大的铜矿,他随即决定跑到当地去采购,并直接找到当地的党委书记。朱的沟通方式是,在牵强攀上“老乡”的关系后,先询问对方的需求。对方的答案是:“我们什么都好,就是想吃鱼。”继而,朱敏问:“能不能拿鱼换铜?”。就在对方犹豫时,朱又补充一句:“能否让工人们周末加个班?”

就这样,朱敏用从舟山渔场临时采购来的带鱼,换到了白银铜矿的工人们周日加班生产的铜。用类似的方法,他跑到江西南昌换来钢材。得悉当地孕妇有吃墨鱼干的习俗,且分配到每一家的2斤墨鱼干并不够用,朱敏再次跑到了舟山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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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还要解决技术工人的来源问题。朱的判断是,当地乃至宁波都可能没有,只能去招聘,但难处也很明晰:那些真正高级的技术工人,是不可能跑到乡下生活、工作的。从权之选,是遍寻上海的因私生活不检点而工厂开除的“坏分子”,虽然当时社会普遍因他们品行不端而加以歧视,但朱敏却相信他们有所价值:“坏分子”们大多是精力充沛、脑子灵活之人,而且经历过劳动改造,在上海找到新工作并不容易,迁居的成本就很低。

还有生产设备问题。朱敏所承接的生意,大多是为出口非洲的缝纫机、卷烟机生产零件,因为这些出口属于“支援非洲兄弟”的国家行为,必须保障质量,为此,朱敏对对方承诺:设备很先进——实则这些设备都是仅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朱研究图纸后,因陋就简设计出来的。如果说这些手工制作的车床、铣床有何特殊之处,那就是设计时,朱敏格外在意一条标准:他不希望只有技术工人能操作它们,而是初中毕业的女孩也可以立即上手。

担任技术厂长的三年间,未满30岁的朱敏几乎完整训练了自己构建业务、组织队伍、流程化生产的能力,同样,他享受到了其中的乐趣。工厂的收入从零做到了近20万元,在当时,这是颇为可观的收入。

但到了1976年,朱敏还是决定,离开东乡返回宁波市。理由极为简单:儿子朱磊已经6岁,到了上学的年纪,朱敏希望他能接受城市里的教育。返回宁波的代价,不仅是放弃厂长的职务,还有重新回到社会的底层。他成了宁波市的建筑工人,每天负责混水泥,然后用桶搬运到脚手架上。

“我‘火’的要死”,朱敏承认,身份的落差让他极度不快。在回到宁波市之前,他已经仔细思考过放弃当时身份的结果,并非没有恐惧,但他“还是想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不久后,他以“自己能一天打一扇门,也会做窗户”为理由,毛遂自荐成为“技术工人”,甚至为工程队设计并自制了水泥搅拌机。

业余时间,为解决全家的住宿问题,朱找到一套老房子,以450元买下,在原有位置上盖出了两所房间,并转手将另一间以500元卖出。这次成功的交易,甚至让朱思考着把宁波城里的空地陆续买下,自己盖房后售出。

当然,如我们所知,朱敏没有成为包工头或房地产商的,因为他再度放弃了当时的生活状态,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并在1984年获得了前往美国斯坦佛大学读书的机会——他14岁的儿子在当年考入了清华大学,并在次年考入了斯坦佛大学,父子俩几乎成为了同学。

硅谷“学徒”

朱敏再次开始创业,是1991年,距1976年他告别宁波东乡的外包工厂,已有15年。虽然1984年到美国后,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读完硕士学位,并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但他融入美国社会所需的时间要长的多:他说自己用了5、6年时间彻底掌握了口语,用了更长时间习惯了直呼其他人姓名等美国风俗。这一期间,他再次自己动手盖了房子,并从公寓看守变成了普华永道的副科技官。

就像他曾经几次变换自己的身份,这一次,他的“发明”与早年的车床和搅拌机相去遥远:一种被复杂命名为“多点式资料协同处理软件”(mutli- point document collaboration software)的技术,也就是日后用户借助网络互动的早期概念。就这样,在40岁的年纪上,在中国学习拖拉机制造专业的朱敏成了美国网络业最早的试水者。

这是一家名为未来实验室(Futurelabs),却没有赢得未来的公司。因为成为了微软的直接竞争对手,它最终在1994年以1200万美元售予 Quarterdeck公司。类似被微软倾轧的失败故事,在美国市场并不罕见,唯一难得的是,朱敏没有手持出售公司所得的400万美元,宣布游戏结束,他开始了对于这次创业教训的苛刻反思:并将错误指向自己。

最可改善的教训在于选对合作伙伴。事后朱敏承认,创办未来实验室时,他只知道要找一个负责生意面的合伙人,“但我不知道商业还分做市场、做财务、作销售、做投资、作人力资源……我当时以为除了做技术的就是做生意的。”而他找到的出自惠普亚太区的前高管,无论从公司背景,还是个人经历,似乎都与中国背景的自己有所默契。但真实情况是:对方在亚洲的资源在美国几乎无效,而且惠普的销售方法在一家创业公司也并不适用。

这让他在再度创业时谨慎许多:在Quarterdeck的锁定期,他与团队中数名高管深入沟通,试探每个人的合作可能性。其中,印度裔的前苹果中层苏布拉·埃亚(Subrah Iyar)展现出的战略眼光、市场经验让朱敏印象深刻。有三个月的时间,两人每天下午一起散步三个小时,谈出了很多共识,比如未来公司应该把一部分研发工作挪至成本更低的中国——这最终让朱敏放弃了找个白人伙伴的念头。

朱敏自然不会忘记另外一个大教训:避开微软的锋芒。1996年他和苏布拉创办网讯时,将公司定位为“一个知识工人用的可视的呼叫中心”,而其产品,将构架于微软的视频会议平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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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讯

这个由基础业务运营商转型为增值业务提供商的战略定位,理论上合理,但在现实中并不见效:微软的视频会议技术Netmeetings自身仍不成熟。就这样,网讯被夹在了两难困境之中:继续依附于微软,前景难料;如果想加速发展,则要成为微软的敌人。

另外一个现实压力是,1996雅虎上市之后,硅谷的网络公司们并入了通往资本市场的快行线:仅网讯所在的办公楼的两侧,就有Junglee和 Hotmail以3、4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的现实传奇。浮躁环境下,朱敏不可谓不寂寞。他也自问能否快一点做出成绩来?但答案并不乐观:在针对普通用户的网络应用刚刚兴起时,可想而知企业级的网络应用需要更多教育市场的时间;而自己和Subrah的年龄偏大,从视频会议进入即时通讯等领域,技术上可行,对年轻人市场的理解与把握能力上不可行。

唯一的选择,是与微软进行价格之外的竞争。但只是找出一套可行的商业模式,就用了两年时间。最终,网讯以游击战的方式,逐个游说大公司的小部门,每每以低于该部门自行运营微软Netmeetings的成本销售更高质量的服务。等到小部门被渗透到一定数量,再游说取得该公司的完整合同。就这样,网讯用农村保卫城市的方法逐一击破波音、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等微软大客户,宣告了反击微软的成功。

“蓝海在哪里?蓝海不是没有竞争的市场,而是在同一个市场找到不同的商业模式”,朱敏说。他的另一个比喻是:如果对手的陆军强大,就用空军打;陆军再强大,因为其招聘、培训、考评都是陆军的体系,就无法转型成空军。

但网讯的生存压力并没有缓解。2000年公司上市后,旋即经历了纳斯达克崩盘其股价从最高时的51美元变成了不足9美元。而且,当时公司尚未盈利,每季度要烧掉2000万美元,如果接下来的4个季度中无法赢利,公司将破产。

炒掉了CFO后,从未学过金融的朱敏接手财务。他希望通过阅读账目,寻找不合理的花销,但每天带回家的账目都像“天书一样”。

像以往遭遇挑战时一样,朱敏再次发明解决问题的方法:怕裁员影响公司士气,他在全公司1000多名员工中只解雇了一个人:报童。因为公司上下所有人都从有人送报送信变成了被迫自己到前台取信,公司对于成本节约的信息有有效却不生硬的传递了除去。而且,每周朱敏会从一个部门找一个成本失控的小事件大加斥责,进一步传递压力。很快,全公司需要签字的支票数量缩减为以前的1/3。

这让网讯最终度过了网络业的冬天,并逐渐将“我们网讯吧”(Let's do a WebEx)打造成为不少美国公司内的俗语。

未竟

2005年,朱敏离开网讯,加盟NEA,开始转型为投资者。期间他曾与邓峰合作,但最终投资设立了赛伯乐,NEA和邓峰的北极光投资仅以LP身份参与。这个特殊的三方关系并不容易被理解,但朱敏给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理由:“NEA有很严格的投资风格,但我要在中国做很多试验,不能什么都去解释。”

难以回避的是,朱进入风投业时的年龄,已经到了硅谷大多数风险投资者退休的岁数,这让他难以与那些年龄相差30多岁的年轻创业者形成良性沟通,甚至他所能找到的最成熟的创业者,也可能比自己小上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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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校友受聘浙江大学校董

对此,朱敏以富有个人风格的方式回答:“想不出来办法就继续想嘛。”而当记者小心翼翼地涉及他的退休计划,谈话最终以一种奇特的方法展开——

“你会一直工作到多少岁?”

“你们知道历史不知道?三国时赵云和黄忠都是70多岁还上战场,要不被人一枪扎死,要不马一尥蹶子掉地上摔死。这样也挺爽快的。”

“你是这么计划自己的结局的?”

“我就是给你们讲讲历史。”


内容来源: Warald、《环球企业家》2007年4月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文编辑:浙江大学微讯社 李梦洁

责任编辑:周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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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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