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多(亚马多小三郎)

在中国和美国的建交历史上，曾经颇为艰难。中国从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努力打破坚冰，从官方到民间，无数次的尝试，从1955年开始的非建交状态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到1970年，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比肩而立参加国庆节观礼，到1971年，中美“乒乓外交”，最后水到渠成，1972年，中美正式建交。

这其中，多少曲折和艰辛不足为常人道也。当然，这里面一些故事也耳熟能详了，但有一次没有成功的非外交官方行为，甚至是付出了数十人的牺牲代价的“外交尝试”，却很少有人提及。

1970年的天安门观礼台上的毛泽东和斯诺

1949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共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和苏联保持一致。

1953年3月，中朝美韩国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那场”最寒冷的战争“落下了帷幕。

1954年4月，在讨论朝鲜和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首次以中国总理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1955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于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声誉。

1955年，万隆会议周总理震惊世界的风采

在日内瓦会议后，周总理曾经在一定范围内提到对苏联外交活动的看法和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思路，其大意是：苏联莫洛托夫式的外交活动死板、僵化，而且还有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为此，中国应该谋求自己独立的外交战略和风格。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批斯的同时，也承认了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理念；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痕。

中共八大

此后，中共中央及周总理开始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其要点是独立地和世界各国打交道，而且扩大与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东国家的交往，尽量对当时还没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开展工作，特别是寻找和美国接触的机会，争取建立和改善关系。作为行动步骤，则实现以人民外交、文化交流先行，打开渠道。

1956年7月至12月，中国派出了88人的大型中国文化艺术团巡演美洲，分别在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等国引起了轰动。但是，此次艺术团出访的最重要的任务目的，争取进入美国，却没有实现。更令人扼腕的是，在访问演出结束，取道苏黎世经布拉格回国途中，中国文化艺术团副秘书长李德椿（时任中调部二局副局长）等10人因为飞机失事牺牲。

把时间再拨回到一年前的1955年。

1955年7月，在法国进行访问演出的中国艺术团团长张致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由《巴黎文学社》社长莫.索利亚和比利时文化交流中心经理儒斯曼作为中介，和当时在美国百老汇有点小名气的《人人歌剧团》的团长布林签订了一份《联合声明》。该声明大致为：中国方面邀请《人人歌剧团》到中国演出美国的音乐剧《波吉与白丝》，而美国方面则承诺邀请中国的一个艺术团去美国演出。恰该年还是世界著名的文学家、美国伟大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出版10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其列为当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重要活动。

张致祥（原名管亚强，管仲后裔），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布置负责人

1955年8月，由中国翻译家楚图南先生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的名义，代表中国纪念《草叶集》出版100周年纪念活动的筹备委员会向美国的6位著名文化人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到中国参加11月在北京举行纪念会并邀请他们在中国参观访问。中国首先向美国表示了友好和希望接触的愿望。

在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下，事情显然不会顺利，杜勒斯控制的美国国务院没有批准美国公民和演出团体来中国的申请，布林为此向中国方面表示了“十分遗憾”。另外一位美国文化人W.弗兰克在其访问中国的申请被美国国务院拒绝后，更是投书《纽约时报》，批评杜勒斯的“极权主义”，没有“远见和眼光”。

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

这些事情当然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表示，看来美国人还是愿意和中国交往的，但是美国国务院在杜勒斯控制下，力图封锁中国，一定要想办法突破，总会有机会，不要放弃，还要努力。

楚图南

1956年2月，中国派出了以包尔汉为团长的中国文化艺术团共76人赴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叙利亚、黎巴嫩访问并获得成功；同时也在筹备派出艺术团出访当时还没有和新中国建交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是主要的民间外交出访活动是南美，最终目的是要“相机进入美国”，为此组建了中国艺术团，团长则由周总理选定为楚图南。选择楚图南作为团长的理由是：当时其中共党员的身份没有公开，是中国知名的文化人，又是《草叶集》最早的中文翻译者。曾经在1946年7月，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遇害后，时任民主同盟云南支部主要负责人的楚图南曾经被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接待“避难”，同时被美国领事馆接待的还有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被美国认为是“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的代表，而且楚图南还代表民盟向美国驻昆明的领事罗司先生就民盟的政治主张、对李闻案件的看法以及对美国在华政策等问题多次表示过意见，并在以后也和罗司先生有过联系和交往，因为这些背景，进入美国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而楚图南自从事文化外交工作以来，和智利的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智利社会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阿根廷著名作家贝尔纳多.克尔顿、巴西著名作家乔治.亚马多（另有译作：若热.亚马多）等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并通过他们在南美举行过介绍中国文化艺术的展览会、接待中国的来访者等，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楚图南彼时身份是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是新中国首届政务院部长级成员，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有资格和到访国的参、众两院打交道。按当时的说法，楚图南的身份和地位“可高可低，可官可民”，非常适宜出访这些暂时还没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

1955年，楚图南已经率领过艺术团到芬兰、丹麦、瑞典、挪威以及当时还没有和中国建交、并且有美军军事基地的冰岛演出访问，见到了冰岛总统，取得了在这些地区进行工作的经验。

赵沨

艺术团副团长兼艺术指导是赵沨，赵沨后来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早在40年代，楚图南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主要负责人时，赵沨是秘书长，1946年7月还有一起在美国领事馆避难的经历。艺术团主要演员包括京剧界的李少春、张云溪、袁世海、张春华、杜近芳、云燕铭等，音乐界的刘淑芳、魏启贤等，以及王铁锤等民乐演奏家，舞蹈家则有赵青、刘庆棠、安圣子等，都是当时中国中青年艺术家中德名才艺冠盖一时的佼佼者。

考虑到所出访的地区是美国的“后院”，多数国家与新中国没有建交，而且还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为了适应在复杂条件下进行工作，在中央机关有关负责同志的安排下，中调部二局副局长李德椿担任艺术团的副秘书长，由中央机关安排的俞林等同志和对外文协抽调的通晓英、法、西、葡等语言的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班子，负责艺术团的交通、安全、保卫、联络（特别是与当地华侨的联络）等日常工作。艺术团中还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在中央机关某部门工作的王力（就是在“文革”期间名噪一时的人物）也担任了艺术团副团长兼秘书长，主要协助艺术团收集和总结资料。

选定的节目有《三岔口》、《雁荡山》、《秋江》、《拾玉镯》、《小放牛》等。根据以往的经验，外国观众对孙悟空这样的“猴戏”兴趣颇浓，因此准备由李少春主演其拿手戏《大闹天宫》；在民乐演奏上则安排了笛子独奏《放风筝》这种表现年轻人在春日里美好心情的节目，还有琵琶独奏中国古曲等节目；在声乐方面则安排了在外文和演唱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刘淑芳担任主要角色，而且准备到南美后学习当地的民歌并演出，后来传遍中国的阿根廷民歌《小小的礼品》、智利民歌《红色的戈比叶》、根据西班牙名曲重新填词的古巴民歌《鸽子》都是当时在当地学习、演出并带回国的节目。

京剧名家李少春的猴戏扮相

中央对此次负有特殊使命的中国文化艺术团的组建极其重视。周总理亲自审定了人员，在天桥剧场审查了全部演出节目，并和全团同志谈话到深夜。特别交代艺术团的领导：艺术团要接触各国的各社会阶层，从平民百姓到国家元首，都以礼相待，对一些在当地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文化名人、华侨领袖要重点拜访和交往，对各国的党派和社会团体、宗教界人士，只要愿意，都可以交往，甚至对国民党政权派驻的“外交官”，也要以个人身份私下、间接地做些工作。周总理还和艺术团的领导就如何争取艺术团进入南美的签证、如何争取进入美国、如何对待美国在南美各国的使馆、美国在南美的公民等问题都有详细的指示和交待。

1956年7月27日，周总理在和平宾馆出席专门为艺术团全体成员饯行，并作出指示：

一定要争取出去，能够演出就是胜利；要通过演出交流文化、结交朋友。周总理还端起酒杯，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壮哉此行，预祝艺术团演出成功，等待你们凯旋！

1956年7月29日，中国艺术团88人离开北京，取道莫斯科、布拉格，经瑞士赴南美，第一站是智利的圣地亚哥。据当时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罗青长后来对楚图南回忆：周总理一直关心艺术团的行程，特别是从瑞士起飞开始赴南美的航程后，一直在关心艺术团的安全，直到深夜从外电获悉艺术团安全抵达后才休息。

但艺术团进入南美首先在签证上就遇到阻力，除了乌拉圭以外，智利、巴西、阿根廷政府最初都一度甚至二度拒绝给通过经纪人申请进行商业演出的艺术团入境签证，后来经过多方交涉，终于获得签证，由于印度和南斯拉夫使馆的帮助，艺术团的主要领导还获得了外交签证。艺术团终于抵达到达南美之行的第一站，智利圣地亚哥。智利社会党领袖、参议员萨·阿连德到机场迎接，并亲自开车将老朋友楚图南送到市中心的旅馆。

就国际环境而言，当时艺术团抵达南美的时候，正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反思，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疑问和困惑，人们关心：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的命运如何？艺术团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进行访问和演出的。艺术团到南美的第一次活动是全团向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智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有智利“国父”之称）奥赫金斯的铜像献花圈，表达了对智利人民和智利民族英雄的尊重。这样看来一件普通的活动，却在当地产生了巨大反响：这使国民党政权的“使馆”散布的艺术团是来进行“颠覆”、“输出革命”的谣言不攻自破；使很多对中国还不了解的朋友开始通过艺术团的活动重新认识中国。

1956年8月20日，艺术团在智利开始访问南美的首次演出，伊巴涅斯总统出席开幕式并观看了演出，接见艺术团领导成员。

1956年8月20日到10月25日，在南美四国的五个城市共演出58场，直接观众14万6千多人；通过电视观看的则在100万人以上。在南美引起了“中国文化轰动”。

歌唱家刘淑芳在出访演出中留影

在文化艺术的国际交流上取得了空前成功，这只是第一步，艺术团的最终任务是寻找机会，争取进入美国。为此，还没有出发前，艺术团就收集了许多资料，涉及美国政府、议会机构的运作模式，楚图南还特别注意可能要打交道的各方面人员的情况，例如担任美国教育部部长的是一位女性，楚图南重点研究她的经历，研究将来可能和她打交道的各种预案。另外，还研究了应对美国签证申请种种对策（例如，对方要求按手印，当如何处理：按不按？按了要不要抗议？抗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等。

艺术团到南美后，采取了主动和美国人接触的姿态。所到之处，一律向美国使馆送票邀请看戏。对方的反应是：美国驻智利大使退回所送的票，但附信表示了感谢；美国驻巴西大使打电话表示不能出席，但致谢意；美国驻乌拉圭大使的夫人和使馆官员来看了戏；美国驻阿根廷使馆也有官员来看戏。这些情况及时传回了国内中央，领导层有这样一个共识：由杜勒斯控制的美国国务院，虽然敌视中国，但是，美国的外交官并非铁板一块，不少人其实还是愿意接近、了解中国的。

为配合中国文化艺术团的使命，同时，周总理领导了另一个层面上的外交攻势。

1956年9月22日，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国方面提出了一项《关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声明》的草案，该草案提出，“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为了恢复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两国）将各自主动采取措施，清除目前阻碍两国人民自由来往和进行文化交流的障碍”，力图通过外交手段扫清艺术团进入美国的障碍。这样一个友好的建议却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拒绝。其原因除了美国顽固推行杜勒斯的“冷战”和敌视中国的政策以外，也由于当时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而后来周知的匈牙利事件已经在酝酿之中，美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立日趋尖锐。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苏联面临西方的责难，而中国在当时又支持苏联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艺术团虽然经演出经纪人和印度、南斯拉夫等国使馆的努力，但是仍然没有获得去美国的签证，美国丧失了和中国改善关系的一次重要机会。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些国家掀起了反对苏联的浪潮，艺术团没有实现去墨西哥和希腊演出的计划。

50年代，王炳南大使为首席代表的中美大使级谈判一景

艺术团在南美还通过各种途径设法和美国的新闻界接触、以及美国的一些知识界人士，其中有教授、舞蹈家、医生等，他们的态度比记者要好，更愿意和中国交往。其中还有一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表示愿意为中国艺术团去美国演出牵线搭桥。艺术团在巴西圣保罗演出时，和艺术团同住一所旅馆的200多名美国人中，有180多人买票观看演出。

艺术团在海外活动中，统战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在艺术团所到的五个城市中，约有华侨3200人，其中约有1200人突破了国民党政权“大使馆”的恐吓和阻挠，观看了演出。艺术团还通过访问、会见、招待会和宴会等活动与200多位有一定声誉和地位的华侨接触。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侨领李玉堂先生建立起了关系。李先生早年曾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后来在南美定居。他的学生遍及侨界，有的还在阿根廷政府中担任高官和国会议员，国民党政权驻阿根廷的“大使”也对李玉堂先生执弟子礼。李玉堂先生动用了他的影响，促成当过他的学生的阿根廷教育部长会见艺术团的主要领导，有机会让艺术团的领导向阿根廷政府官员说明新中国的情况和愿意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李玉堂还把国民党政权驻阿根廷的“大使”找到家里，告诉他：新中国成立才7年，艺术团就到南美最豪华的科隆大戏院演出，在南美各国引起轰动，在南美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问他作为中国人，是应该高兴还是阻挠？该“大使”十分汗颜，向李玉堂先生表示，他看到国民党政权“气数将尽”，不想再当这个“大使”，打算终老海外算了。

1956年10月底结束了南美四国的访问演出后，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带来的冲击，去美国、墨西哥演出的计划搁浅，艺术团从南美飞回瑞士的伯尔尼，一方面进行初步的工作总结，也让演员们休整，同时争取去希腊演出的签证。这时，伯尔尼也在11月初发生了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示威，继续演出是不可能了，艺术团决定回国。所走的路线是从瑞士的苏黎士飞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再转莫斯科回国。由于艺术团人数多，所以分四批离开苏黎士。前三批是艺术团的主要领导和演员，在前三批人员到达布拉格后，最后一批是李德椿等十名工作人员预定在11月24日从苏黎士起飞到布拉格。

噩耗在最后一批工作人员的行程中传来。一架捷克斯洛伐克航空公司的班机于11月24日下午6点15分从苏黎士起飞，起飞后三分钟起火，随即坠落在瑞士边境靠近西德的地区。飞机上除了乘务员外，有中国公民十人和捷克“班尼克”冰球队的十几名队员，还有从中国访问归国的一位玻利维亚生物学家。

飞机失事后，瑞士方面的善后安排是将遇难者遗体全部集中火化，然后平均分送骨灰。这样一种“死亡者人人平等”的安排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中国驻瑞士使馆坚持要找回十具中国公民的遗体，并分别装殓送回中国，为此，中国使馆派出了彭华、王乃成二人到事故现场辨认遗骸，同时也是为了找回艺术团的资料文件等。整整持续了三个昼夜。由于飞机在空中爆炸，遇难者遗体已经支离破碎，艺术团工作人员邓子若的遗体是在一节断手的结婚戒指上有其妻子名字“陈淑坚”才辨认出来的，其随身携带的皮包上依然可见斑斑血迹和肌肉残骸；演员吴鸣申则是根据一条皮腰带上龙的徽记辨认的；两位同志还不断打电话问及牺牲人员的衣着、特征等。

十位中国团员的遗体装棺运回布拉格后。1956年11月30日在捷克国家火葬场火化，曹瑛大使和使馆及驻捷克机构的代表，捷克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一位司长，及其他捷克方面表出席了火葬仪式。随后，十位烈士的骨灰空运回国，公祭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毅同志书写墓碑，表达了永远的怀念。

而这次中国文化艺术团的使命，也以此划上了句号。

烈士名单：

李德椿、俞良、饶其丰、张槐根-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邓子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人员；

吴鸣申、张春来、刘又春-中国京剧院演员；

蒋文林、王文华-中国京剧院舞台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