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寿镇(兴寿镇邮编)

南口城，位于关沟古道的南端，早在北魏时期，这里就形成了一道关隘，被称为“夏口”。明朝永乐二年，明军在这里修筑了“南口城”，距今已有600多年。据明代《西关志》记载，南口城是守卫居庸关的明军营房。清代以后，逐渐形成了南口村。

在南口城东北，有一座建筑规格颇高的李公墓。长久以来，该墓的主人到底是谁，坊间莫衷一是。直到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一块碑帖，这才解开李公墓之谜。

李公墓远景

神道旁的文官石像生

神道两旁有石像生

神道旁的石虎石像生

在古代，墓地也有身份地位之分。比如墓主身份“高贵”的话，就可以在墓前建神道，神道两旁设石像生。“石像生”最早出现在汉代，唐宋有严格的规制，兴盛于明代，逐渐消失于清末。根据《明会典》的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墓前才能设立“石像生”，且区别不同品级而设立。

李公墓坐北朝南，墓前为石砌神道，神道最南是三间四柱式石牌坊，牌坊下原有雕刻花朵图案的抱鼓石，现已无存，牌坊中间梁额上刻有“御用监太监李公神道”九个字。牌坊北侧是神路两旁的石望柱，东西各一，现仅存西面一个。石望柱北侧有两组石像生，分列于神道两侧。一组是两只呆萌的石虎；另一组是刻有文官武将的石碑。石像生北侧是一座一间两柱式石牌坊，牌坊下面的抱鼓石已丢失，梁额南面刻有“李公之墓”，背面刻有“福如沧海，寿似岗陵”。石坊后是墓宝顶，现已经成为民居。该墓地在民国初年被盗，未见墓志铭出土，只有地表上的石刻保存相对完好。

通过对石牌坊上的题刻，知道墓主人是“御用监太监李公”，但这位李公的姓名和来历，以及为何死后葬于南口城内，一直都是未解的疑案。

“御用监太监”表明了李公的身份，是一名太监。御用监是明内廷十二监之一，设有掌印太监，下设里外监把总、典簿、掌司、写字、监工等，掌管御前所用围屏、摆设器具，造办各种用具之事。明代皇帝亲掌六部，设立内阁帮助处理政务，为了牵制内阁权力，皇帝会将一部分权力交给太监们掌管的内廷各监，形成了明朝特有的监阁体制。明代皇帝对外廷的政务和军务的监督主要依靠太监，对太监十分倚重，视为心腹耳目，经常派太监直接参与军务，有的太监首领还会被派到一些重要关隘，担任镇守太监，协同明军将领镇守关隘。

在《西关志》的记载中，从弘治初年至嘉靖十年，在居庸关先后有赵宽、王竞、李嵩、姚政等五名太监担任过居庸关的镇守太监，在这些太监中只有李嵩姓李，但还不能认定李公墓的墓主人是李嵩，李公墓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巧合的是，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有一篇刻于嘉靖六年（1527）七月的《南口城净业堂记》碑拓片，对揭开李公墓主之谜起了决定性作用。《南口城净业堂记》碑，原在南口城东大寺后面的空地上，现已无存。据碑文记载，“南口城有一座普门禅寺，寺后是净业堂……御用监太监李嵩镇守居庸关十七年，平生喜做善事，崇尚佛教。伏牛山的临济宗大千禅师，云游到居庸关，李嵩受禅师感化，拜其为师。请禅师在南口城普门寺担任住持，并在寺后为禅师建净业堂，作为禅师清修的场所。为了保障普门寺的经济来源，李嵩又为寺院购买了菜地二十亩，粮田八十亩。”

在南口城李公墓东侧约20米处有一座寺院，南口村民称它为“东大寺”。东大寺北墙后面有数株古槐，古槐下立有一座石碑，该碑就是《南口城净业堂记》碑。按碑文记载，普门寺北有净业堂，可推断石碑处是净业堂遗址，“东大寺”即是普门寺。净业堂是李嵩为大千禅师建造的静修场所，普门寺是礼佛做法事的寺院。李嵩重修普门寺的事迹，在《西关志》中也有记载：“普门寺，在居庸关南十五里，本关太监李嵩立”。

“李公”原是镇守太监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明代太监对佛教的信仰十分浓厚和普遍。崇祯时期，大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记载：“太监最信因果，信仰佛教，死后其墓必临近寺院。”按照封建社会的习俗，太监属于六根不全的人，死后不能葬于家族墓地，无法享受家族的香火祭祀。于是，一些有钱有势的太监们，便想出了生前捐修寺庙，死后葬于寺院附近，以寺庙功德主的身份，享受寺庙香火祭祀的办法。在昌平区兴寿镇上苑村的广宁寺北侧，有广宁寺功德主尚宝监太监王彦的墓地；南口镇花塔村和平寺西侧，有和平寺功德主居庸关守备太监崔保的墓地。李公墓建在了普门寺旁，墓主就是希望死后能够长期享受寺庙香火陪伴。修建普门寺的功德主是李嵩，因此，有理由在普门寺旁建墓的人非李嵩莫属，李公墓的墓主是太监李嵩。

李嵩之所以选择在南口村修寺造坟，除了为自己死后有香火陪伴做准备外，还有其它因素。李嵩在居庸关担任镇守太监17年，对居庸关的一草一木产生了感情，难以割舍，加之太监无家可归，死后也不能入葬祖茔，他在自己长期任职的地方建造坟茔，也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李嵩在正德六年（1511）以御用监太监的身份担任居庸关镇守太监，协同都指挥佥事孙玺守卫居庸关。嘉靖三年，李嵩因年老去职，由太监姚政接任居庸关镇守太监。李嵩退职后，没有回到京城，而是定居在南口城。李嵩在居庸关任职期间，同另一名守将李景关系紧张。李景无后，死后其侄继承了李景在南口城的住宅，李嵩声称李景住宅是官产，扬言收回充公，官司一直打到了嘉靖皇帝面前，最后由嘉靖皇帝拍板，宅院归还李景侄子居住。

明代之时，有些镇守太监依仗与皇帝的特殊关系，侮辱官员，克扣军饷，劳役兵丁，无恶不作。而李嵩待人和蔼，担任镇守太监时，很少插手军务，只负责后勤工作，祭祀修建寺庙，或为满足皇帝需求而从事一些事务性工作。明武宗正德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不断骚扰山西大同。正德十二年八月，武宗想亲自到大同、宣化，探听敌军虚实。他不想大张旗鼓，以免惊走敌军，也怕文官集团阻拦他的行动，所以他不告知内阁大臣，偷偷带着侍卫和贴身太监来到昌平，想出居庸关到大同。由于武宗是微服出行，没有告知朝中大臣，违背了朝廷法度，因此，居庸关的守将孙玺和镇守太监李嵩，在巡关御史张钦的支持下，坚守居庸关大门，不放武宗出关。后来，武宗用调虎离山之计，将巡关御史张钦调往紫荆关，这才出了居庸关。武宗出关后，亲贵大臣等也紧随其后，需要居庸关的官军传递信息，用官马驮运物资，但官马由于使用频繁，得不到休息，陆续累死二百多匹。按照兵部规定，骡马死亡要由军士赔偿，由于数额巨大，军士无力赔偿，李嵩于是出面，与兵部交涉，不但免去赔补，还由兵部补充给居庸关二百多匹骡马。李嵩此举，获得了驻守居庸关的明军上下称赞。

李嵩在普通军士中也有极好的口碑，明军是世袭军户，军装、武器都需要自备，军饷不能按时发放，加之各级军官的克扣，所剩无几，生活十分艰难。李嵩将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寄名到自己名下管理，使他们免于军役，这样的军人有206人，这些贫苦的下层军兵纷纷感激李嵩的义举。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李嵩在镇守居庸关时，与居庸关守将孙玺和普通军兵的关系十分融洽，他把身后之事安排在南口城，也是为了获得官方和受过他恩惠的军兵们的照顾。

1905年的南口城旧景 摄影：George Rose（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高建军摄影）

（原题：碑帖解开李公墓之谜）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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