讷河打击虚拟货币挖矿案

2023年05月05日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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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6日，黑龙江省讷河县境内，一个蓬头垢面，叫花子打扮的中年男子，神色十分紧张地走在山林间的隐蔽小路上，他一路向西走到了一个叫老莱村的村外，打算等晚上天色暗下来再进村讨点吃食。

但村里传来的一阵阵锣鼓齐鸣的欢庆声，让他有些诧异，在远处观望很久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到大路上一看究竟。

来到大路上，他看着村民个个喜气洋洋，热情高涨，于是便拉住一位村民问：“这是咋啦？今天村里有啥喜事？”

“这是咱中国的大喜事啊，小日本投降了！”村民的回答让他有些不敢相信，接连问了几个“这是真的？啥时候的事？”

在得知日本于头一天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年男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笑逐颜开地加入了欢庆的村民中间。村民们都只当他是一个过路的乞丐，却不知道他是一个从日伪警务厅特高课监狱里越狱出来的“在逃犯人”。几天前，日伪警察还来村里搜查过他的下落，并悬赏“十万元”追查他的下落。

这个叫于天放的“乞丐”，为何会让日本人在最后时刻还开出如此高昂的悬赏？大家都知道，特高课是权力极大的日本特务机构，一般进了特高课的人，不死也得脱层皮，而于天放是如何从守备森严的特高课监狱逃出来的呢？

于天放的这次越狱，绝不是临时的主意，而是他一场筹划已久的行动，中间的任何一环节出了差错，他都可能性命不保。于天放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居然能算准日本人的纰漏以及逃跑线路呢？这还得从他学生时代讲起。

于天放

清华高材生

1908年，于天放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白奎堡三道村一个大户人家。1924年8月，16岁的他考入位于齐齐哈尔的黑龙江省第一工科职业学校，学习采矿专业。

就在进入工科学校的第二年，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少年于天放对帝国主义的行为十分愤慨，与同学组织起了学生，声援上海的罢工斗争。在这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于天放接触到了进步思潮，并快速成长为学生骨干。1927年，于天放与同学张甲洲、魏祖舜等人，组织了全市的学校大串联，包围了日本驻齐齐哈尔的领事馆，抗议日本侵略山东。黑龙江督军吴俊升派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并将于天放等8名学生代表逮捕。

虽然之后经过斡旋后，学生代表被释放，但他们的学籍均被开除。于天放与张甲洲商议后，觉得齐齐哈尔毕竟地处东北，要想接触最前沿的革命思想，应该到更大的舞台，进步人士更多的学校学习。于是两人相约到北京考学。

1928年8月，于天放以黑龙江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张甲洲也顺利进入北京大学。

当时的清华北大，汇聚了一批批民主进步人士，校园也成为青年革命志士的摇篮。于天放也在这里像海绵一样的吸收着各种先进思潮，结识了很多有着远大理想的同龄好友。

1931年5月，经好友张甲洲介绍，于天放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担任起了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根据组织指示，他组织学生和进步教师参与了各种救国宣传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眼看东北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作为东北人的于天放和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代理书记的张甲洲等人在商量后，觉得不能在北京坐以待毙，而应该冲到一线，去保卫自己的家乡，运用自己所学，组织家乡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

于是，于天放与张甲洲等6名东北的北大清华同学，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希望回东北抗日。当时组织上也觉得，这批东北学子，不仅有文化，而且敢打敢拼，政治觉悟高，在党组织里都是年轻有为的骨干，他们回去对打开东北的局势可能会有奇效，于是批准了这批“学霸型”党员干部回东北工作。

1932年4月，于天放等人回到哈尔滨。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次月在巴彦县拉起了一支200人的抗日游击队。张甲洲任总指挥，于天放任特派员，负责游击队的情报工作。

虽然领导层都是稚气未脱的学生模样，但巴彦游击队打起仗来却不含糊，指挥者基本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他们打仗很有策略，从来不让敌人摸清自己的想法。几次战斗下来，让日伪军吃了不少哑巴亏，游击队也很快突破了1000人。

巴彦游击队的指战员

不久之后，巴彦游击队被改编为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1933年初，于天放被满洲省委派到齐齐哈尔，组建龙江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

回到齐齐哈尔后，于天放以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英语老师的身份做掩护，深入各个学校摸排情况，最终将当时在齐齐哈尔的共产党员召集在一起，成立了龙江特别支部。他们经常在周日借着郊区游玩的名义，秘密组织会议，传达省委的指示，分析当地局势。在于天放的领导下，齐齐哈尔的党组织不断壮大，这也引起了日伪的警觉。1934年秋天，于天放的名字进入了日伪警察部门的黑名单，他没法再公开露面，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为了让龙江特别支部免受破坏，于天放向上级组织请示后，将工作交接给其他同志，自己转移到富锦县从事地下工作。在那里，有他的老朋友张甲洲。

来到富锦县后，于天放化名于树屏，在张甲洲任校长的富锦中学任教。两人除了向学生宣扬抗日救国的思想外，还在当地搜集了很多情报，为抗联筹备各种物资。即便没有在战场一线，也用自己的行动支持着自己的同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反日情绪高涨，富锦县的抗日形势也十分活跃。附近的东北抗联独立师准备筹建成第11军，于是邀请张甲洲和于天放参加筹建领导工作。8月28日，张甲洲和于天放等人在出城准备加入抗联的途中，与敌人遭遇，张甲洲中弹牺牲。

悲伤痛哭过后，于天放重新振作起来，发誓一定要完成挚友未尽的遗志，将日本人赶回老家去。抗联11军成立后，于天放担任随营学校教育长，随后又任1师政治部主任。

由于是在日占区，尽管抗联战士十分英勇，但还是招架不住日伪军的人多势众和武器优势，抗联战斗减员严重，只能于1941年底退至苏联境内休整。

军政特派员

虽然骨干力量退至苏联，但需要掌握东北局势和各种情报，就必须有人在东北继续工作。1942年2月，抗联总部任命于天放为军政特派员，回国指挥留在黑龙江境内的抗联部队，同时开展地方群众工作。

于天放很快组建起一个小分队，在海伦、绥棱等山区活动，成为当时黑龙江境内唯一的抗联队伍。敌人一看抗联的力量又开始露头，马上组织围剿和讨伐，并四处张贴布告，悬赏5万缉拿于天放。

为了保存实力，于天放让小分队隐蔽起来。但即便是这样，于天放还是在1944年12月19日被汉奸出卖，在穆棱县宋万金屯小学被日伪警察抓捕。

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抗联的高层领导，日本人显得十分高兴，特别是伪满北安省警务厅特高课的人，一听说于天放被捕，马上就派专车和重兵来接手。

特高课是日本特务机构，原本是搜集日本国内情报，防止事变的机构。伪满洲国建立后，也依照日本机构，在警务厅设立了特高课。为了保持这个组织的纯洁性，特高课全部都是日本人，拥有比一般警察大得多的权力。被特高课盯上的人，很难有全身而退的。

于天放被特高课接手后，马上被转移到一处秘密监狱。除了特高课的几个日本人，没人知道他的关押地点。

为了防止于天放路上留下标记，或者记住秘密监狱，特高课在转移他的时候，就蒙住了他的双眼，在路上绕了好久，才将他带到北安的秘密监狱。

这是一所特别的监狱，有3米高的围墙，坚固的铁门，铁窗也被用木板钉死，连阳光都透不进来。监狱牢房不多，于天放被关在2号牢房。于天放刚到的时候就发现，这并不是专门建造的监狱，而是临时改造出来的，所以他也没法分辨出自己所处的位置。只知道，这里关押的，都是“重犯”。

尽管于天放渴望自由，但在如此戒备森严的监狱里，想逃出去谈何容易，刚开始被关进来的他，也不敢想象能从这里越狱。

对于于天放这条“大鱼”，特高课十分重视，负责人中村亲自前来看望，一来就奉上好酒好肉，并训斥看守们对于天放不应该如此野蛮，命人马上松绑。

影视场景配图

于天放长期跟随抗联东征西讨，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于是二话不说，直接将日本人端出的饭菜一扫而光。日本人一看这架势，以为于天放是个贪图享受的人，更加嘘寒问暖，企图靠物质诱惑眼前的共产党员变节。

之后的几天里，特高课每天好吃好喝地奉上，而于天放也来者不拒，该吃吃该睡睡。每次当主审官问到抗联的事情，他总是打哈哈。

日本人的耐心终于被消耗干净。诱降不成，那就上刑。于天放接连被酷刑折磨，夹手指、鞭打、打手板、辣椒水及电刑，一样一样试了个遍。于天放一次次昏死过去，但他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组织的秘密。

每次敌人用刑前，他都只有一句话：“你们既然知道我是抗联特派员，那直接枪毙就行了，还有什么好问的？”

可见当时他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在等待命运的裁决。

四个难题如何解决？

连续两个月的审讯，完全没法从于天放嘴里撬出秘密后，特高课也不再对他进行刑讯逼供，跟监狱里其他人一样关押着，等待上级的指令。所有人都知道，于天放这个级别的共产党员，如果不叛变，早晚是要被处死的。

在狱中养伤的于天放，在熬过了敌人的严刑后，却对自己的命运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想到自己的亲密战友张甲洲，想起当初他们的誓言，如果他坐以待毙，被日本人处决，那张甲洲的遗志谁去替他完成？党组织交代的工作谁去做？

于天放

于天放越想越振作，开始冷静分析当下所处的环境，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清华经济系的高材生，他一会功夫就在脑中列出了越狱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

第一，自己被关押的是什么地方？

第二，什么时机越狱最合适？

第三，用什么方式逃出去？

第四，越狱后如何躲避敌人的追捕？

之后，于天放每天都就这四个问题展开观察和思考。一个个地思索清楚，他入狱的时候，正好是寒冬时节，眼下也正是天寒地冻草木枯萎之时，这种时候不是越狱的好时机，即便是出去了，也不便于隐藏。还得是春天过后，草木茂盛的夏季最适合隐藏，而且野菜遍地，躲藏途中也不至于饿死。

越狱的大致时间确定了，于天放开始观察监狱看守们有没有纰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于天放发现，当时看守他们的日本人，已经不再像他刚被捕的时候那么多了，特高课可能觉得，外人一般找不到这个秘密监狱，内部的话，不存在越狱的可能性。当时看守为两人为一班，晚班的比较容易放松警惕，特别是石丸兼政和津村政夫当值的时候，纰漏最大。两人的夜班经常只有石丸兼政一人在岗，而且都在监房睡觉。这让于天放看到了机会。

但是用什么东西干掉值班看守呢？这个问题又难住了于天放。监狱里什么坚硬的东西都没有，想要找个趁手的武器太难了。

不过一个人只要认准了一件事，那专注力和洞察力就会变得超乎想象，更何况于天放还是个爱动脑筋的人。在不断的思考武器从哪来的过程中，于天放突然有天在放风路过牢房取暖火炉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硬货，那是一个巴掌大小的火炉铁门，方便打开掏灰。

于天放两眼放光，假装伸手烤火，接近了小铁门后用手向上抽了下轴栓，发现小铁门可以很容易被取下。于天放压制住内心的喜悦，将小铁门放回原处。他知道，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武器了。

用这半斤重的小铁门，照着头部拍打，足以拍死看守了。

越狱时机考虑好，近身格杀的“武器”找到，看守的漏洞找到，现在于天放已经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解决了四个问题中的三个，逃跑计划也开始逐渐成型，唯独关押地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他被押到这里的那天，是被蒙住双眼的，他只知道在路上绕了很久，快到监狱的时候听到几声汽笛声，他推断监狱离铁路应该不远。于天放曾试图从看守和狱友的口中套出点有用信息，但敌人也十分狡猾，并未透露出有用的信息。

而一起关在这里的狱友，也跟于天放一样，是被蒙住眼睛押金来的，所以无法辨别地点。不过，于天放还是在沟通中得知隔壁牢房的一位狱友，是本地人。

一天，外面狂风大作，钉在于天放牢房窗户外面的木板在大风的作用下，出现了一丝裂缝。于天放透过缝隙，朝外边望去，只见窗户正对面是一栋灰色的二层小洋楼，窗户是半圆形的，墙上还有白色的石灰线。

于天放悄悄记下这个发现，几天后找到合适的时机，将对面的情况跟本地狱友讲了出来。

听完于天放的描述，这位本地狱友马上判断出了方位：“那栋楼应该是实业银行，按你说的推测的话，咱现在是在火车站北边。咱的位置东边是主城区，西边有条通往黑河的铁路，过了铁路就基本荒无人烟了。”

这下子，于天放逃跑计划的最后一块拼图也凑齐了。他需要在七八月份，选一个石丸兼政值班的夜晚，用火炉的小铁门拍死对方，抢到钥匙后逃出监狱，然后一路向西边跑。

于天放将逃跑计划无数次地在脑中演练，要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来，为了安全，他不容有失。

一切都准备就绪，他静待夏天的到来。不过在进入5月份的时候，于天放从日本看守的脸上看出了一些细微变化，原来嚣张跋扈的日本人，也开始出现了愁容。起初，于天放并不知道具体原因，直到一次听到看守们在交流时说“希特勒失败”。瞬间，于天放就知道了答案，因为德国人战败了，所以小日本也开始慌了。

不过于天放来不及高兴，因为他知道，日本的末日快到了，如果敌人最后关头展开血腥屠杀，那之前的逃跑计划就全部白费了。于天放越来越紧迫，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出逃前的新情况

6月初，日伪警务厅特高课的股长永井来到监狱，再次提审于天放。起初于天放推测对方可能是来给他下最后通牒，但对方这次并没有用刑，而是语气和蔼地递给他一张地图，说：“于先生，请你在这张小兴安岭的地图上，画出苏联可能的进攻路线。”

于天放见对方没有来硬的，也语气缓和地推脱：“苏联的出兵路线，我怎么可能知道啊？”

永井看了看于天放，笑着说：“大家都不傻，你是军政特派员，兴安岭通往苏联的各种小道，你应该都走过吧。你就给我画出一条，苏联最有可能选择的路线就行。”

于天放也笑了笑，为了拖延点时间，他没法直接推辞，只是说：“我来到这后，电刑都遭了几次，现在经常脑子疼，很多都记不清了，我得需要点时间好好想一想。”

永井见于天放松了口，有些高兴，“你慢慢想，地图你先留着，边看边想。”临走前，永井又吩咐看守，对于天放要多加照顾，因为“于先生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配合我们的意愿”。

拿着永井给的地图，于天放并没有想什么苏联的进攻线路，而是每天看着地图上那些地名，山名以及道路，同时不断修订他的逃跑计划。

天气日渐变暖，转眼就来到7月初。于天放正准备将谋划已久的逃跑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监狱三号牢房里关进了一个新犯人。经过几天的刑讯逼供未果后，日本人也不再审问。一天晚上，隔壁牢房的犯人乘看守不在，问道：“于天放在这里吗？”

于天放虽然听到了隔壁在喊自己的名字，但没有立刻应答，因为他怀疑对方可能是日伪汉奸假冒来套他的话。过了一会，对方继续喊道：“我是赵忠良，有没有认识我的？”

于天放一听对方报了名字，知道不是敌人假冒，因为赵忠良是抗联3军的侦查排长，于天放之前与他有过几次接触。

于天放

“我是于天放，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于天放在确认了对方身份后，回道。

“现在德国战败，苏联要出兵东北，我们抗联主力就要回来了！”赵忠良说的这些，跟于天放推测的也差不多。

接着，于天放问了一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问题：“外边的草有多高了？”

赵忠良马上回道：“1米多，能盖住人了！”

在于天放此前的计划中，因为没法确定狱友的身份，他一直都是谋划独自越狱，没有搭档配合的。但赵忠良的出现，让他开始调整了方案。因为在击杀看守的环节中，他自己一人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虽然选定了在石丸兼政当值时行动，但石丸的搭档津村政夫，是个未知因素，他有时候会外出喝酒，有时候会整夜都在岗位上。

如果越狱当天津村政夫也在的话，于天放要同时对方两个看守，难度极高。于是，于天放试探着向赵忠良讲了自己的计划。两人经过商量后，决定在7月11日晚上放风时行动，那晚刚好是石丸值班。

到了11日，于天放和赵忠良就一直在期盼着晚上放风时间的到来。吃晚饭时，两人就焦急地等待着石丸来换班。谁知津村政夫也出现在监区，两人和白班的看守换完班后没多会就离开了监室，9点的放风时间过了都没见人回来。

时间来到了12日凌晨1点左右，石丸回来了，虽然带着一身的酒气，但意识还算清楚。由于9点时没有放风，石丸冲着牢房喊：“有没有要方便的？”

等了石丸一整晚的于天放马上接话：“我要去！”

从厕所方便完出来后，于天放对石丸说：“永井股长让我画地图，明天就要交了，牢房灯太暗，能不能在监室这边的桌子上画？”

永井之前的吩咐，石丸是知道的，所以也就同意了对方要求。这时，赵忠良也根据计划，提出要上厕所，石丸转身去开三号牢门的时候，假装会自己牢房取地图的于天放，马上取下火炉的小铁门，照着石丸的后脑勺上猛烈砸去。

“砰”一声响后，石丸并没有倒地，转身看到于天放在袭击自己，疯了一般扑过来。幸好赵忠良的牢门已经打开，他马上冲上去，死死按住石丸。石丸见情况不妙，准备大声呼喊隔壁正在熟睡的日本看守。于天放眼疾手快地将手指塞入石丸嘴里，让他不能发声。赵忠良默契地捡起小铁门，狠狠地朝石丸的太阳穴拍去。直到确认石丸已死，于天放才抽出被对方要到出血的手指，忍着疼痛，在石丸身上摸出了监狱门的钥匙，悄悄地逃出了监狱。

为了缩小目标，两人根据约定，出来后分开行动。最后在西边的铁路桥碰头，再一起进山里躲藏。

重获自由的于天放，既兴奋又小心翼翼地朝西边一路而去，遇到有光亮的地方就躲开，一直摊着漫漫黑夜前行。

逃亡路上得知日本投降

第二天一早，换班的日本看守发现于天放和赵忠良越狱了，还在于天放的牢房发现了一首诗：

中日世仇不共天，十载抗战破万难；
行动失慎遭逮捕，中国男儿入牢监；
威迫利诱逼降策，救亡信念铁石坚；
囹圄铁窗寒冬度，草木葱茏虎归山。

特高课负责人中村看到此诗，气得直骂娘。这是第一例从特高课监狱里逃走的犯人，让特高课颜面扫地，于是中村马上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于天放缉拿归案。

马上，伪满北安省警务厅就发布悬赏通告，以“白布一百匹、胶鞋一百双、劳作服三十套、满币十万元”的天价，悬赏缉拿于天放。

除了高额的赏金，伪满高层还下令，警察能抓住于天放，马上官升两级。在重赏之下，日伪的汉奸、特务拉起了“大网”，到处排查于天放。

而于天放的名头，也因为这次敌人的大动干戈而传播出去。老百姓都听说，有个叫于天放的能人，长了翅膀似的，能从特高课监狱飞出来。有人甚至觉得，于天放的行为很符合他的名字：“天放天放，老天都得放了他。”

于天放在逃出监狱后，按约定来到铁路大桥等待赵忠良，但等了一夜，也没见对方，于是便一人进了山林。不久之后，于天放才知道赵忠良在逃到克东县后，被汉奸告密，不幸遇害。敌人在重赏之下，也多面出击，到处搜查山林。最近的一次，于天放趴在草丛中，和敌人仅仅几米的距离。夏季茂盛的草木，真如于天放预测的那样，将他掩映其中，让敌人无从寻找。

30多天的昼伏夜出中，他的行踪也曾被汉奸告密，但也有无数百姓在默默为他掩护，给他吃的。自民乡的刘二嫂、刘国祯等9名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替他引开敌人，让他安全到达讷河。

一个多月的逃跑，让于天放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咋一看就活脱脱一个乞丐。8月16日，当他来到老莱村的时候，才得知日本已经于8月15日投降。他的逃亡生涯，结束了！

于天放也成了第一个不靠外界帮助，自己从日本人手里越狱成功的我军高级指战员。之后，他曾出任黑龙江军区副司令员，参与了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于天放先后出任黑龙江省副省长、黑龙江大学校长等职。他完成了好朋友张甲洲将日本人赶回老家去的遗志，也替赵忠良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

在当时的黑龙江，于天放的传奇经历可谓家喻户晓。1951年，他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回忆录《牢门脱险记》出版，顿时就成了全国青年抢购的读物，经过多次再版，该书发行了90多万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畅销的“红色图书”，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