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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年06月06日 10:34 浏览量：3

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一起见证基金行业砥砺奋进的20年

晓雾初开，皓皓旭日方升。……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

——《约翰·克利斯朵夫》

1991年的中国，站在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

新旧体制转换中回避不了的问题，转轨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一时间成为一些人检验改革得失的砝码。

中国经济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中徘徊，又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0年的GDP增速下降到了3.9%。

对中国股市来说，1990年年底，上海和深圳两地证券交易所分别正式开业和试营业，新生的证券市场渴望成长，却又忧心于晦明不定的前景。

这一切，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992年年初视察南方讲话之后，得到了彻底扭转。当中国改革的罗盘终于指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之后，蓦然回首，那一年就是中国这艘巨轮驶向理想彼岸的一座里程碑。

歌曲《春天的故事》也在1992年应运而生，在此后的岁月里，久久被人们传唱。词作家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拥护和对小平同志的崇敬，虽是一首歌曲，却仿佛有着史诗般的气势：

1992年，

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更多人开始行动起来，证券市场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的动向，投资基金这一舶来品也迅速在内地破土扎根，迎来一段野蛮生长的萌芽期。

按照成立时间来算，中国内地第一只投资基金是1991年8月发行的珠信基金，第一家基金公司是1992年10月成立的深圳投资基金公司，但它们不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产品和机构。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背景，与中国资本市场初期的不成熟相伴相生，投资基金在最初绽放的生命力中，夹杂着略显无序的原生态之势。

市场的一端，是各地压抑不住的设立基金的热情；而在另一端，却缺少统一的监管框架，中国人民银行各地分行、地方政府都在扮演审批人的角色。这就让基金这个舶来品，如同没有被套上辔头的野马，恣意奔腾。

1992年，投资基金迎来了发行黄金年，当年成立的基金多达57只，而在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公布前，全国共有基金75只，1992年一年就发行了此后全部基金数的七成多。但在全部75只基金中，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仅有4只，有68只由各地分行批准，地方政府批准的有3只。

除了老基金，我国还有基金类证券（包括受益券、组合凭证等）47只，其中40只就是在1992年发行的。

基金市场充满了活力，然而，缺少法制的市场，将是混乱的市场。

发行、审批各行其是，多头管理；基金投向少有节制，房地产和实业成为重配对象；托管不规范。在没有法规约束的基金市场中，弥漫着海妖塞壬勾魂摄魄的歌声，诱惑着人们脆弱的灵魂。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同时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时任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兼任，刘鸿儒任证监会首任主席，证券市场迎来了统一监管的过渡期。

基金管理办法的起草开始提上日程，基金业的监管体系也在条文中渐渐形成，到1997年11月《暂行办法》正式发布，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监管权正式转移到证监会手中。

人们习惯将《暂行办法》颁布前的基金称为“老基金”，而把相关法规出台后的基金称为“新基金”。

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第一节 1991—1992年破土而出

淄博基金拔得头筹

1992年11月11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一场隆重的仪式正在举行，山东省淄博市政府和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联合举办签字仪式，正式宣告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获准成立。

而就在7天前，淄博基金刚刚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批复，成为国内第一家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批准成立的投资基金公司，也是第一只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设立的公司型封闭式投资基金。

在11月11日隆重宣布之后，淄博方面马不停蹄。同年12月1日，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就在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注册登记，发起人共5家，分别为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淄博市信托投资公司、交通银行淄博支行、山东证券公司、工商银行山东信托投资股份公司。

淄博基金的宗旨就是以新的融资方式支持淄博市乡镇企业的发展，配合国务院批准的淄博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验，并为基金投资者谋求最大的投资效益。

因而，它的章程规定，不低于60%的资金将投向淄博地区乡镇企业，其余部分投资于国家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和上市公司股票。

12月15日，淄博乡镇企业基金首期基金券开始发售。首期额度1亿元，每份面值1元，发行价格1.03元。这其中，发起人认购2700万元（份），法人认购17万元（份），社会公众认购7283万元（份）。

一石激起千层浪。

据媒体报道，当时基金券的发行遭到疯抢。“淄博基金刚发行的时候是1.03元，在淄博市柜台交易很红火，想买还得找关系，后来翻了十几倍。”现年71岁的淄博南定镇田家村原支书张锡友回忆起来仍很激动。

当时的淄博经济也呈现一派“大干快上”的氛围，大家纷纷开办陶瓷工厂。“那时候每年都考核，从区里到市里，政府鼓励上项目，每年必须发展几个，当时我们是领头的，土地政策也宽松，拿地手续很好办。”张锡友说，政府鼓励发展陶瓷产业的时候，都是先上项目再补办手续。

田家村此后整合成立了天佳集团，也进入淄博基金的投资名单，前后共获得近3000万元的投资。

山东《大众日报》的报道将淄博基金称为经济的“发面引子”。基金运作期间，累计为淄博地区80多家乡镇企业投入1.6亿元，极大地带动了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

《创业家》杂志刊载了淄博基金服务中心原主任王道云的一篇回忆文章。文章称，由于淄博基金规定不低于60%的资金必须投资于乡镇企业，大家还担心资金用不完。

做了初步筛选后，淄博基金确定了首批拟投资的5家企业，共投资近2000万元。有了这5家的示范效应，后来的企业都很积极。发展前期的5家差不多花费了半年时间，之后从5家增长到50家，只花了半年时间。

淄博基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中拔得头筹，这是淄博地区掀起的经济改革浪潮中涌出的一朵浪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面临如何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如何处理集体积累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如何发展乡镇企业等一系列问题。

1984年，淄博市周村区长行村制定了《长行村股份合作社章程》，通过“集体积累、按劳折股、企业自留积累参与扩股、职工个人投资入股按股分红”的办法，开创了一种将股份制列入合作制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

1988年4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山东省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请示的批复》，国务院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批准淄博市周村区为全国性试验区。改革试验的主要内容是推进股份制改革，推进股票流通。

王道云回忆说，当时股份制还是个新鲜的话题，乡镇企业对此也不感兴趣。

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经济学教授厉以宁特意动员50多名学生深入试验区各大公司实习考察，给企业讲解股份制改革的意义。

彼时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任职的李青原，同样参与促成了淄博基金的诞生。巧的是，他们去海外考察基金业的经费，是由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下属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管理的一笔联合国资金提供的。

而该中心主管是一位名叫孙杰的年轻人，当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后，他会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主任，成为这个行业的监管者；2012年又出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一任会长。历史就是如此奇妙，在无形中捻拨着芸芸众生的人生轨迹。

淄博基金成立之后，厉以宁、李青原均出任基金公司专家董事，包括他们在内的专家董事团阵容堪称豪华。根据淄博基金上市公告书，淄博基金董事会共有9名董事，5家发起人单位各出一名，另有4位专家董事。除厉以宁外，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司副司长的李青原，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的夏斌，时任清华大学国际贸易与金融学系主任赵家和都赫然在列。

山东省中部的一个小城，由此在中国基金历史上留下了浓抹重彩的一笔。但是，淄博的热潮并不是孤例。

投资基金元年

就在淄博基金紧锣密鼓筹备开张之际，北至沈阳，南到海南，在中国这片改革热土上，各地涌动着一股股创设基金的热情。事实上，按发行时间来排序，中国第一只投资基金诞生于珠海。

1991年8月，经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分行批准，珠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起设立珠信基金，规模达6930万元。

自珠信基金设立以后，投资基金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破土而出。

1991年10月4日，武汉证券以“证券投资协议单”的形式向城乡居民发行第一期1000万元武汉证券投资基金，武汉基金的收益分配采取保息分红的办法，保息率为当年一年定期存款利率7.56%，实际分红率按当年经营水平确定。[1]

同年10月，由南方证券、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发起，深圳南山区政府批准设立深圳南山风险投资基金。基金章程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该基金的宗旨是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建设南山的积极性，利用社会资源推动南山区经济和高科技事业的发展。

在集资试运行阶段（1991年10月至12月），南山区政府投入2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并吸收南山区一些企业职工个人资金投入该区的高科技企业，将部分资金投入股市。

回过头看，南山基金属于典型的边试行、边摸索、边规范的代表，在试运行阶段后，即发行了第一期受益凭证（1991年至1992年8月），将募资范围扩大至全区。

从1992年9月开始，南山基金发行第二期受益凭证，并且根据深圳市在1992年6月颁布的《深圳市投资信托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对运作进行了规范化，并注册为独立法人，到1995年初，已发展成具有1.1亿资金管理规模的基金单位。

这是中国首批破土而出的投资基金，从它们的投向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基金其实就是产业基金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混合体，既投资于实业，包括企业股权和房地产，同时又投资于二级市场股票。这种现在看来奇特的模式，其实反映的是当年实体经济界对资金的渴求。

投资基金的兴起并不是偶然事件，它和中国经济的崛起相伴而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犹如一声惊雷，中国的大门开始向世界打开，从此开启了长达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一大批企业纷纷兴起。缺技术，缺资本，在银行资金无法满足企业生产发展所需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开始转向内部集资，而这种融资方式的灰色特点使它们不能以公开方式进行，因而欠缺流动性和安全性。更有以高利率为诱饵来吸引社会资金而受到惩处的案例，如广为人知的长城机电案，非法集资高达13.7亿元的沈太福因此被判死刑。

如何高效、合法地为经济建设募集资金，这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金融管理机构面前的一道思考题。在此背景下，可以公开发行、募集社会资金的投资基金模式进入了国人的视野。

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于1992年1月1日发布的《海南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是较早的地方性基金管理法规，开宗明义规定，为了广泛筹集资金，加速海南房地产建设，活跃海南证券市场，而制定本办法。

虽然早在1987年，中国银行与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就与当地基金公司合作设立基金，首创中国投资基金业务之先河，此后陆续也有机构发行中国概念基金，但这都仅限于在海外发行。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的投资基金才真正试探性地迈出了第一步。

随着经济增长，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增长也很快。截至1991年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达9110亿元，金融资产则高达1.3万亿元。不要小看这两个数字，要知道1991年我国GDP才2.2万亿元，储蓄占GDP比重已高达41.4%。这么大体量的储蓄自然有着保值和增值的本能诉求。

两股力量的交汇，激荡出孕育投资基金的土壤和促使其生根发芽的空间。一切就像刚醒来的样子，资本慢慢张开了沉睡已久的双眼。

基金“92派”

从1992年开始，国内投资基金进入了黄金发展期，或者用几年之后诸多观察者的说法，“开始一哄而上，大干快上”。

1992年3月，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业务部发行基金2000万元，由于投资者超额认购，后经批准增发到8000万元的规模。

1992年4月1日，农业银行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发行受益券3000万元，工商银行沈阳北方证券公司、交通银行沈阳证券公司紧随其后，分别在4月20日和5月20日发行富民、通发等基金。紧接着，兴沈、公众和万利等基金也陆续发行，这6只基金共募资2.5亿元。当年10月30日，这6只基金全部在沈阳证券交易中心挂牌上市。

大连市于1992年五六月间发行利民、大信、农信和建信四种基金证券，共募资1.6亿元，并且于1992年10月27日在大连证券交易中心开业之日上市。

数据统计显示，从1991年起步到1998年开始规范整顿期间，1992年正是发行基金最多的一年，全年共批准成立基金57只。

湖南、广东、浙江、东北三省，全国上下都在掀起一股发行投资基金的热潮。

由北至南，整片中华大地上涌动着一股上升期的躁动。特别是在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之后，全社会的思想开始在经济上形成一股合力。

1992年1月，冬末春初，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坐上专列，离京南下视察，每到一地，他都与当地领导同志深入谈话。当时国内针对改革的诸多争论、质疑声不断，新旧体制转换中回避不了的问题，转轨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一时间成了一些人检验改革得失的砝码。

邓小平同志以他独有的睿智和眼光，一锤定音：

“发展才是硬道理。”

“能快就不要慢。”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标准。真正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一路上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具有超乎寻常的震撼力和感召力。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时间，全国媒体纷纷转载，由南至北，舆论与民意共振，中国这艘大船的航向开始被拨正，“姓社姓资”的争论逐渐平息下来。

改革开放的势头再不可阻挡。

视察南方讲话的强大感召力，还使得一大批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党政干部纷纷辞职下海，一头扎进瞬息万变的商海洪流中，这其中就有陈东升、田源、毛振华、冯仑、王功权、潘石屹等，市场送他们一个名号——“92派”。

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同样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才，或主动，或懵懂，有意无意闯进了基金这片新天地。

1992年11月，一名即将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女生，跨入位于保利大厦的证监会法律部办公室，她也未曾料到，几年后因缘际会参与起草《基金法》，她的人生从此与基金行业紧紧交织在了一起。20多年后，金旭回忆起青春火热的20世纪90年代，仍然为能亲自参与行业顶层设计、见证行业砥砺奋进20年而激动不已。

中国银行托管部第一任总经理陈儒，在念完MBA（工商管理硕士）后，跟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始人之一王健来到深圳，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1992年的他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奉命开始筹建深圳投资基金公司。

这家公司来头可不小，由农业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交通银行深圳分行、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等5家实力股东联手发起，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银行系基金公司。

1992年10月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发文批准设立深圳投资基金公司。从成立时间看，这是中国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比淄博基金还要早一个月。

不到30岁的陈儒，就此出任深圳投资基金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并在随后发行了规模创纪录的天骥基金，共募集资金5.8亿元，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一只基金。

作为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基金公司，深圳投资基金公司还额外承担了对外展示中国金融业形象的重任。每当有外国嘉宾到访中国，要考察国内的基金公司时，经常会被带到深圳投资基金公司参观。

在成立几年之后，深圳投资基金公司倡导发起并召开了中国投资基金业国际研讨会，成立了中国金融学会投资基金研究会，在当时业界还认为基金只是一种产品时，这些从业者已经有了朦胧的行业概念。

基金研究会会长由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行长王喜义担任，位列副会长的有陈儒，有如今仍在业界活跃的王巍（那时候他是南方证券副总裁），还有时任湖北证券总经理的陈浩武以及万国证券的腾伟。这可能是中国基金业第一个行业性研究交流组织。

而更多日后在基金业历史画卷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当时还都各自前进在道路上。

现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的洪磊，那时任职于北京市委办公厅，正忙于总结日后成为全国体制改革样板的北京一轻体制改革经验。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交银施罗德基金副总经理谢卫，也要到1993年调入中国电力信托公司，负责筹建中国电力基金时，才真正开始他的基金人生。富国基金原董事长陈敏，即将从外经贸系统调入万国证券，从此真正接触基金行业。

基金业发展20年中涌现出来的明星基金经理，如王国卫、归江、陈戈、陈光明、尚志民、赵军、张晖、邱国鹭等，基本都还在校园里磨炼。被誉为“基金一哥”的王亚伟，此时也尚在清华园中苦读，间或在课余时间买一份《中国证券报》，研究一番证券市场，一直到1994年之后，他才真正涉足股票市场。年纪稍长一些的星石投资董事长江晖，则在1993年毅然投身于这股历史洪流，从国家统计局岗位转投中期期货，开始了他的投资人生。还在校园里的邱国鹭，早早试水股市，组织同学通宵排队购买股票认购证，积累他的投资经验。

[1]深圳蓝天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基金——大众理想的理财工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第38页。

第二节 1993—1994年刹车降温

1993年上半年，国内基金发行热继续升温，做事素来谨慎的上海人，此时开始奋起直追，从中国人民银行拿到了建业基金、金龙基金、宝鼎基金三只基金的发行批复。

要交代的一个背景是，1993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发布了《上海市人民币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暂行管理办法》，对基金的设立、募集、托管、运作、净值计算、受益人大会等都做了初步的规范。当时，各地都自行颁布了各类基金管理办法，但大多针对基金上市的交易层面，而且条款简单，整体薄弱。而上海这部法规的涵盖范围、法规条文的深度和广度都称得上是顶尖水平。它甚至对开放式基金提出了粗略的要求，比如它已经规定，基金可以以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方式设立；开放式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必须于每日营业终了时，计算基金每一单位份额的资产净值，并以适当方式公布。但它同时又规定，基金管理人运用募集的基金投资于未上市证券的市价总额，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30%。这又体现出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特色，换句话说，这是在法规层面对当时基金投资实业的资产配置做出了认可。

发给教师的基金

宝鼎基金、金龙基金和建业基金在拿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同意发行建业基金、金龙基金、宝鼎基金的批复》（沪银金管〔1993〕5389号）后，于1993年9月初开始向上海市普教系统发行。三只基金各自划分了相关区县为发行对象。比如，金龙基金面向浦东新区、虹口区、闵行区、卢湾区、金山区、松江区普教系统的教师及教师奖励基金会发售；宝鼎基金面向黄浦区、长宁区、普陀区等区发售；建业基金则面向闸北区、静安区、徐汇区等区发售。因此，在上海，这三只基金又被称为教师基金。某种程度上，这也被当成教师的一种福利，一人1000元的额度，想多买还买不了。

话说回来，1993年的1000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特别是对于薪资水平一直不高的教育系统而言。

“那就是要大家拿出相当于两个多月的工资去认购，还是比较难的。”2010年《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资本市场20周年”征文活动来稿，一位参与认购了建业基金的投资者这样回忆道，“在1993年，对于基金是什么，说句老实话，95%以上的老师是不懂的。为此，我们还开了家庭会议，讨论要不要买。我爱人极力反对：‘什么基金？就是旧社会的股票。《子夜》里那个老板就是因为股票跳楼的。’但我儿子却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我相信国家政策能够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股市也是能够快速发展成长的。’就这样我决定购买了。买了建业基金以后，一直没有上市，也没有分红，而且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每个星期公布基金的净值。特别是随着股市的下跌，更让我们这些老师揪心。有的老师就以低于面值的价格转让给其他老师。但我一直没有抛售。”

这位投资者这样写道：“因为自从买了基金以后，我通过看书、看报，逐渐了解了资本市场。我对其他老师说，中国证券市场现在刚刚开始，就像我们养儿女一样，随着它慢慢成长、壮大，它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和回报。1996年11月，关了三年的建业基金终于上市了，当我抛出去的时候，很快赚了4000多元，我欣喜万分，从此，我走上了投资之路。”

建业基金、金龙基金、宝鼎基金这三只基金均于1996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建业基金的发起人是建设银行原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金龙基金的发起人是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是此后华安基金的发起股东；华安基金第一任总经理韩方河，之前就在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过证券总部副总经理以及证券投资信托部总经理。

宝鼎基金的发起人则是大名鼎鼎的万国证券。1992年，万国证券基金管理总部初创不久，招兵买马，来了很多年轻人。24岁的邵杰军也是其中一员，后来他成为华安基金筹备团队主力成员，并曾担任国联安基金总经理，当时研究生还未毕业就已到万国证券实习，一头扎进了基金管理总部。

万国证券对基金业务有着野心勃勃的计划。

《证券市场导报》1995年3月的报道称，时任万国证券基金管理总部总经理滕伟向记者介绍，从海外经验看，基金业必将是一个与证券、保险、银行等并驾齐驱的金融行业。在这种认识下，万国证券对于基金管理有着不加掩饰的野心，在只发了一亿元基金的情况下，已经制订了争取在20世纪末管理100亿元资产的计划。

现在看来，当年万国证券的视野确实开阔，敢想敢干，只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当时听起来令人咂舌的100亿元的目标，规范后的基金业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实现了。

1996年宝鼎基金挂牌上市前，万国证券已经和申银证券合并，新组成的申万基金管理总部有21名员工，下辖证券投资部、商品期货部、直接投资部、研究发展部、财务部5个部门。整个团队朝气蓬勃，除了基金管理总部总经理黄亚清年龄在45岁以外，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年龄均在30岁以下，邵杰军这时已成为研究发展部经理，名列基金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这是基金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伴随而来的一个特点，从业人员以年轻人居多，自然打上了敢闯敢干、不怕失败的烙印，野蛮生长中的中国投资基金业，体内蕴含着按捺不住的生命力。

邵杰军回忆说，当时发行基金是纯靠人工收钱记账，工作量巨大，可以想想，分布在上海这么多学校的老师，每人买1000元，每只基金发行1亿份，除了发起人和部分教育基金会持有近千万份以外，其余都为个人投资者，一只基金就能有几万名持有人。

那时候虽然也有托管行，但因为刚刚起步，托管行缺人手，收钱都由邵杰军他们负责。区教育局、市教育局把学校财务人员组织起来，把账目汇总后交给公司。一个区里的学校数量也不少，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有，要给所有人造名册。

随着这几只基金在交易所挂牌上市，在替投资人开设账号用来上市交易时，需要把账号、对应基金数量输入电脑提供给交易所。由于当时都需要人工输入，时间紧，任务重，万国证券不得不临时雇了些人手协助。可以想见，在那种状况下，说实话，有错漏是不可避免的。基金上市后，有个老师说要抛售，结果账户里没有基金，一个电话打过来，公司赶紧给他查原始记录，结果是怎么回事呢？在输入数据的时候，下面一行与上面一行输错了。

老基金也有春天

这一批基金上市后，都曾有过火爆的行情。根据谢卫在其博士论文中记录的，早期如淄博基金1993年8月上市，上市后最高冲到5元以上，而它当时的净值是多少呢？

根据淄博基金上市公告书披露，截至1993年5月31日，其单位净值尚只有1.03元；广东的5只基金，广东海鸥、广东广信、基金华信、广东广发、广证基金上市后都有100%以上的涨幅。在大连证券交易中心上市的工信基金，上市首周交易，价格最早就涨到了其面值的3.7倍，其余各种基金价位也涨到2元以上。

特别是在1995年，从8月开始，基金出现了一波大行情。市场一直抱有预期，宝鼎基金等三只教育基金即将上市以及基金管理办法即将出台的消息，刺激了沪深两地的基金价格大幅上涨。从1995年7月3日上证基金指数154.5的低点算起，到11月1日的449.17点，涨幅高达190.7%，远远跑赢当时的上证综指。

市场认为，这是我国大力发展投资基金的先兆，于是人气剧增、买盘活跃。谢卫分析当时的环境，这个题材从8月份开始，几乎月月都成为新闻热点，也正是因为其朦胧，正是因为其千呼万唤“不”出来，才给市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使行情一涨再涨。

深圳蓝天基金公司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注意到股评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基金炒作中，股评家挖掘出了“准金融概念”、“低市值概念”、“税收优惠概念”、“类股市盈率”等，并由市盈率及基金的中期业绩推导出基金的合理价格可上涨到七八元的结论。

站到现在的时点看，居然还有人用市盈率方法来对基金定价，实在是匪夷所思，但在20多年前的1995年，毫无违和感。

从8月开始，沪深两地基金价格一再突破历史高点。9月份，沪市12只上市基金的成交额就已经相当于沪市A股成交额的1/5。到了10月，更是创下了98.5亿元的月成交最高纪录，甚至在不少交易日，沪市12只基金的成交量就与沪市180只A股的成交量相当。

1995年全年，沪市基金的成交额高达305.67亿元，是1994年的2.61倍，深市基金成交额也高达204.52亿元，同样数倍于1994年的成交额。

如果从1995年7月3日上证基金指数154.5的低点算起，到11月1日的449.17点，涨幅高达190.7%，而同期上证指数从610点涨到723点，仅上涨了18.5%，远逊于基金的平均涨幅。

谢卫观察到，当时炒基金和炒股票套路是一样的，投资者不看净值只看盘子大小，所有基金中规模最大的是天骥基金，5.8亿元，也由此，天骥基金的二级市场价格难以有大波澜。1995年年初，其价格为1.25元，当年最高也只达到过1.42元。规模最小的是温州国投发起的温信基金，只有1000万元，基金平均规模为7000万~8000万元，盘子越小越容易被炒高。

沈阳农信、富民、兴沈、久盛四只规模在4000万元以下的基金被市场誉为“四小天鹅”、“四小龙”。二级市场价格从1995年初1.5元左右的开盘价起步，到11月，价格都已超过5元，高的如沈阳富民上涨到5.62元。

这一幕，在随后的年份里，在更大的舞台上，以更大的规模一再上演。三年后，在广东海鸥基金的炒作中，一名庄家就被抓了现形。

广东海鸥基金由珠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珠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发行规模5000万元。1994年9月在南方证券交易中心上市，当时南方证券交易中心已与沪深交易所联网交易。这只基金在业绩上并无可圈可点之处，却在三年后，让潜伏在阴影中的庄家开始大白于天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查明的事实，从1998年4月8日以来，西安航标咨询有限公司（下称“西安航标”）筹集了1.3亿元资金，利用179个个人账户连续买入海鸥基金。

4月8日当天，开盘价1.83元，报收于当天的最高价2.00元，西安航标持仓量已达454万基金单位，约占海鸥基金总份额的10%。

随后发生的故事，即使今天看来依然惊心动魄。

4月10日，广东海鸥的成交量突然放大到151055手。也就是说，当日出现了高达33%的换手率。西安航标不断吃进广东海鸥，最多的时候，到6月4日已持有4346万个基金单位，占总份额的87%。

势不可当地拉高建仓果然使广东海鸥的价格一路飙升，据媒体报道到6月19日，出现了6.15元的天价，收盘价最高为5.99元，短短的40多个交易日，广东海鸥暴涨300%。

到了高位，西安航标开始出货，与此同时，西安航标利用所控制的账户进行对敲，即所谓价格相近、方向相反的交易，以制造成交活跃的假象。

7月21日，西安航标已经把手上的广东海鸥全部出干净，当天的最低价为2.62元。这一轮从建仓到出货三个月的时间，一把赚了约5000万元。

老基金的硬伤

投资基金业恣意生长，许多不规范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炒作中，不断累积，逐渐暴露。

1994年12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司证券管理处副处长欧阳卫民在写就的一段文字中，指出了彼时基金的几大弊端。

现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欧阳卫民，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时，亲历过这样一段历史。1992年到1996年，欧阳卫民参与了中国基金业监管，在此期间他曾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司证券管理处副处长、处长，以及金融市场管理处处长。而投资基金正属于证券管理处的监管范围，他本人还是1997年正式颁布的《暂行办法》的原始起草人和主要起草人。[1]

欧阳卫民总结当时的投资基金不规范之处：有的基金信息披露不足，甚至有误导作用；有的随意扩募，送配基金单位，掩盖投资风险；有的基金运作几年，管理人和信托人合二为一。

对于老基金乱象，证券主管部门一样有着清醒认识。1994年10月19日的《证券市场周刊》报道称，国务院证券委有关领导指出，目前我国基金业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设立基金的随意性强，二是缺少合格的管理人才，三是基金管理不规范，四是基金参与者缺乏对市场的足够认识。

而在中国人民银行对1994年度55只基金的财务报告统计中，更详细地列明了这批基金普遍存在的问题。

第一，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较低，除了天骥、金穗等基金外，大多数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不到20%，最低的甚至一分钱都没投。

第二，大多数基金涉足债券市场投资，最高的达64.4%（比如久盛基金），这说明基金投资较为保守、稳重。但也让人怀疑，这不是真正的债券投资，至少不是债券现货投资，而是投资于债券衍生工具，因为债券现货无法兼顾高利率和高流动性两方面。

第三，少数基金投资股权。在我国，投资股权主要是指投资未上市股票，包括定向募集的法人股。这部分投资流动性较差，且收益不高，因此，有的基金拿60%资产投资于股权，而又维持较高的回报率，这恐怕不是真正的股权投资。

第四，许多基金大量投资实业，全国有一半基金投资了实业，其中沈阳农信、大连农信、沈阳公众三只基金100%的资金投资于实业，有18只基金50%以上的资金投资于实业。从这点看，我国的基金更像是实业投资基金，而不是证券投资基金。

第五，有一半以上的基金存在“其他投资”，最高的达90%（大连利民），超过40%的有16只。而所谓的“其他投资”，其实就是协议贷款、拆借之类。

要想理解基金业的诞生、壮大，到发行刹车、清理规范、真正迎来大发展，还需要将行业的起伏置于监管体制变迁的视角之下，而要追溯监管体制的变迁，就要回到法律法规框架的搭建。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基金业诞生初期的基金主管部门之一。

1992年，国务院成立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并对证券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当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和归口管理证券机构，审批投资基金证券和金融机构债券（包括信托受益债券）。

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在这波基金发行热中，各地越权审批情况严重，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曾多次下发通知，重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任何部门不得越权审批投资基金和信托受益债券。

1993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立即制止不规范发行投资基金和信托受益债券做法的紧急通知》。规定为加强统一管理，今后投资基金证券和信托受益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以及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投资基金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一律由中国人民银行省（市）一级分行审查，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任何部门不得越权审批。

对1993年4月前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擅自发行和上市的投资基金证券、信托受益债券，及擅自设立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要进行一次全面清查。各分行须在6月底前，将清查结果与规范意见报总行。今后如再发生擅自审批的，将按国务院关于制止乱集资和扰乱金融秩序的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这份通知用词严厉、要求明确，基本控制住了在这之后越权审批基金的势头。这从1993年当年成立的基金数可以看出：全年共成立10只，比起火热的1992年大幅下降了82%。

但各地要求开办基金业务的压力仍然很大，个别地区依旧批准了一些基金发行和上市。

这一轮各地积极开设基金的热情，显然和此时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踩下刹车防范过热

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呈现飞速发展态势，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4470亿元增加到1991年的近2万亿元，增长了338%，年均增长率为9%。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普遍认为中国正从1988—1990年的经济收缩期走出。1992年，以十四大的召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转折点，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迅猛扩张阶段。

事后可以看出，中国经济从1992年开始进入了过热区间。1992年的GDP增速达14.2%，1993年GDP增速继续保持13.9%高位。

同样在1992年，中央对经济可能过热已有所警惕。

根据《李鹏经济日记》记载，1992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总理办公会议，对1月到4月经济活动进行分析。他的结论是：经济已出现一些过热迹象。

支撑他的结论的是如下几组数据：“物价上涨，4月为6%，个别大中城市物价上涨已达两位数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11%，工业达18.3%，重工高于轻工，投资增长达38%。产成品积压有所抬头，货币回笼减少”。

1993年1月1日上午，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庆祝新年茶话会，江泽民总书记发表讲话，提出对经济发展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同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也提及从严控制经济总量，加强宏观调控。

上午开完茶话会，下午江泽民、李鹏就直接请来了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天津的聂璧初、山西的王茂林、河北的邢崇智、福建的陈光毅座谈金融形势。

江泽民再次提出，经济已过热，要刹车。李鹏强调要控制总量，不要乱上基建项目。

1993年7月5日，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主持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要进一步部署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推进金融改革、强化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

在全国经济需要降温、金融业需要进行整顿的基调下，在中国人民银行三令五申不得乱审批的要求下，投资基金发行的步伐终于开始放缓。1993年全年只发行了10只基金。

1994年3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又下发了《关于投资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重申“中国人民银行是投资基金（含基金类证券）的审批、管理机关。申请设立和发行投资基金，成立基金管理机构一律报经总行批准”。并规定，“今年不再审批设立和发行新的投资基金，过去经总行批准的投资基金，今年不再增加发行规模”。

要求“各分行应切实做好投资基金监督管理工作，对各地未经总行批准设立的投资基金，做好调查摸底，待总行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下发后，依法进行清理规范，并报总行核准”。“如有违反，将追究分行经办人员和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相继出台规定，老基金的不规范问题逐渐暴露，基金的发行热情已降至冰点。1994年只发行了6只基金，1995年起至1997年再无基金获批发行。上至管理部门，下至从业者，都已经认识到，需要有一部全国统一的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对存在的这些问题进行规范、监管。由此，全国性基金法规的出台就成了业界一致的企盼。

[1]欧阳卫民：《中外基金市场与管理法规》，法律出版社，2002，第2页。

第三节 1995—1997年等待涅槃

基金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然而，缺少法制的市场将是一个混乱的市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份统计数据，截至1995年7月，全国共有基金75只。其中，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仅有4只，分行批准的有68只，地方政府批准的有3只。批准发行总规模为58.22亿元，实际募集57.07亿元。

成立基金最多的年份就是1992年，当年批准成立的基金达57只，占全部基金的76%，1993年发行10只，1994年发行6只。事实上，1995—1997年，再无基金获批发行。

从基金类型看，72只基金为封闭式契约型，只有淄博基金、南山基金、半岛基金三只基金为封闭式公司型。

而封闭式基金的存续期也各不相同，最短的为2年，最长的为20年，还有21只基金没有设定期限。

此外，我国还有基金类证券（包括受益券、组合凭证等）47只，除广州开信投资券外，其余都由中国人民银行分行批准，批准发行规模16.96亿，实际募集15.33亿。

有40只基金类证券是1992年批准发行的。1993年发行2只，1994年发行5只。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当年的基金市场政出多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可以批，中国人民银行各地分行可以批，地方政府也能批。

从形式上看，这些基金也多有瑕疵，封闭式基金居然不设定期限，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还特别点出了有的基金托管人和管理人合二为一，托管人就在管理人下属的另一个部门。

对这一点，许多当年的基金从业人员都深有感触。现在的托管制度专业而严格，管理人不可能直接接触募集的资金，当年的托管漏洞很多。比如，有的基金资金清算还是由管理人操办，资金由管理人调度，自然就有被挪用的可能。

在投向上，基金大量投资实业和房地产，这期间估值的透明度和有效性开始受到人们诟病。

在狂飙突进了几年之后，早期的投资基金业也确实到了该歇歇脚步、检视自身的阶段，而法制的缺位也是基金发展自1994年后渐渐陷入停滞的另一个原因。

统一监管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不断有有识之士在探讨研究投资基金相关事宜。

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回忆称，早在1991年，他就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建议，建立投资基金。朱镕基听后，也觉得是个好建议，进一步追问：“如何建立呢？”

在当时的条件下，通过市场建立投资基金有困难，刘鸿儒还提议通过工会组织来建立投资基金，但相关人士认为不合适，需要进一步研究。[1]

历史资料显示，在1992年年末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成立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就已被要求牵头起草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对制定这部法规十分重视，为拟好这部办法，起草人员开始收集翻译海外各地的基金法律法规。[2]

这一进程在1994年又被加速了。

和讯网在2007年主办了一场“纪念基金10周年”活动，时任长盛基金总经理陈礼华出席活动并介绍了起草办法的渊源，陈礼华提到了一位外国友人，正是这位外国友人的一个举动，间接加速了基金业第一部法规的出台。

那是在1994年，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函被送进中南海，放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桌子上，这封信是著名的外交家基辛格所写，他建议中国用基金的方式筹集资金，支援国家建设。

朱镕基随即做出批示，并将此信批转到相关的部委，要求相关方牵头研究。在这封信和领导批示的推动下，“野蛮生长”的投资基金行业在几年后迎来了划时代的顶层设计和浴火重生。

彼时，在中国证监会机构部任职的李正强亲历了这部办法的起草过程。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司任职的吴敏文回忆，包括他在内，还有欧阳卫民、闽路浩等多位人员先后参与了起草工作。

当时是由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办法，并和相关部委组成工作组。工作组详细考察了欧美等国家和香港等地区的基金业发展，认真研究了它们的法律体系、监管框架和基金管理的业务流程，然后开始起草办法。

有的国家没有特别设立《基金法》，是用《信托法》来规范基金行业的。有的地方不叫“共同基金”，而叫“单位信托”。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借鉴和引进了国外相对成熟的法规。

由于投资基金管理涉及多个部门，职责权限还不够明晰，起草工作中需要不断协调各方立场。几个部委你来我往地交锋，吴敏文记得这个办法在国务院法制局最后定稿。最终，这部法规“戴了个帽子”，只对证券投资基金进行规范，终于在1997年推出。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1997年，在基金发展历史上，都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

站在1997年这个时点往回看，老基金积累的问题不断暴露，风险在增加。

一位监管者直言不讳：“我们很担心，目前的基金管理人无视最基本的投资限制，大量涉足高风险投资领域，基金经理、托管人、发起人三位一体，法律责任不明确，内无约束，外无监督。”

没有法律和监管，根本就谈不上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立法和监管是保护投资人利益、杜绝证券欺诈、维护金融秩序的关键。

而1997年又恰逢亚洲金融危机，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当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一个主题。

在这个背景下，这部酝酿已久的法规正式面世。

1997年11月14日，就在当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前几天，经国务院批准，以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暂行办法》，结束了之前无法可依的局面，宣告了规范化新基金时代的到来。

《暂行办法》共分7章57条，涵盖了基金公司的申请设立条件，基金的募集、交易，托管人的职责，基金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投资运作与监督管理等基金运行的各个方面。

而从监管体制上来说，这个办法明确了中国证监会将作为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机关，从此，中国人民银行基本退出了国内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管理。

这是中国基金业监管体制的第一次重大变革，而随后的若干年，随着《基金法》的颁布、修订，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创投基金等各类基金的监管职责也陆续被划转至证监会。

在国务院统一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背景下，除了基金监管相关职能外，相关证券公司监管职能也全部被划到证监会，按照“人随业务走”这条原则，中国人民银行原有负责相关业务的部门整体划转至证监会。

吴敏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转入了证监会，开始了他的基金生涯。对于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这次转型，吴敏文记忆犹新：“那天是1998年6月24日，当时我们非银行司的副司长姜洋带队，他后来曾任证监会副主席，我们央行一批16个人，从央行的大门走出，然后跨入证监会的大门。我记得很清楚，当天证监会一位副主席还率队前来迎接我们。”

进入证监会之后，姜洋带着大部队去了证监会机构部，后来出任机构部主任。而吴敏文由于和基金事务打交道较多，就转往了基金部。

事实上，为了迎接监管体制调整这一天的到来，中国证监会早已未雨绸缪。1996年10月，证监会启动基金部筹备工作。1997年10月6日，中国证监会党委正式决定设立基金部，抽调7人保证基金部的初步运转，为基金行业的制度建设与监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7位行业奠基者分别是黄红元（时任基金部副主任，主持工作）、李正强、李霞、王雪松、王彦国、刘建平、李佩霞。

嘉实基金董事长赵学军曾感慨，中国的基金业就是由监管部门一手推动的。

在推进公募基金业起步的千头万绪中，中国证监会是行业核心的推动力量。上至主席、分管副主席，下至基金监管部，事前胸中已略有蓝图，大致勾勒出了行业发展的新模式：从一开始就向国际标准看齐，高起点设计基金管理公司的架构和运营、风控、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形成内部和外部的约束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对从业人员也实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准入制度。

当时的监管者已经深刻认识到，即使有了好的制度，有了健全的组织架构，人的问题不解决好也是没有用的。

搞垮“百年老店”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显然让时任副主席印象深刻，他在多次讲话中都提醒业界要以此人为鉴。

对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和管理，贯穿于行业成长期。早在1998年8月，证监会就发布了《关于加强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1998〕29号），这是基金管理公司监管中的重要文件。对高管人员任职需要核准，从业人员不得兼职、不得买卖股票和基金，设立监察稽核部门及督察员制度，现场检查，投资人员移动电话集中保管，电话录音等问题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1999发布的《基金从业人员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再次重申，基金管理公司、托管部任命高管需要经中国证监会审核；而要解聘高管的话，同样需要事先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并推荐新的人选。

某种程度上，这是基金公司内部约束机制的一种体现。大股东不得随意干涉基金公司管理部门的自主运营，而如若管理部门发现有违规行为可以向证监会报告，有违规指令可以拒绝执行，将会得到证监会的保护和支持。

但是，要想将构想中的效果落到实处，就需要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从业人员，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挑选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首批从业者

1997年12月，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莲花山庄，中国证监会组织的第一期基金从业人员培训正式开班。若干年后，有人评论，此次培训相当于基金的“黄埔一期”，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公募基金从业人员。

培训班基本囊括了当时将跨入基金业的各家机构人员，主要是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人员，证券公司有华夏、申万、国信、大鹏、海通、国泰等，信托公司有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每家筹备单位派出5人，学员名单中有诸多日后为人熟知的名字，高良玉、韩方河、谢卫、陈勇胜、邵杰军等均在其中，此外还有银行等相关机构人员。

在当时，基金还是个新生事物，将要试点的新基金还只存在于构想中，去参加培训的很多人最后也没进入基金业。与当时令人羡慕的证券公司相比，前途未卜的基金业自然会让稳重者止步。

当时任职于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的谢卫带队前去培训，与他同去的4人，其中只有裴勇在多年后短暂出任过银河基金总经理一职，其他人没选择进入基金业。

邵杰军回忆说，培训班从香港、台湾等地请了一些专家来授课，基本上讲授一些比较基础的知识，但在当时大家对基金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粗浅的阶段，系统的培训仍让人受益良多。最后的一场考试令他印象深刻，满卷都是问答题，每个人都被发给好多张答题用的白纸。可以想象当时考生的心情：这是要让他们写满每张纸吗？

在结业典礼上，证监会分管副主席亲临现场讲话。他从相当高的高度，清晰地阐述了基金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剖析了共同基金与对冲基金的不同之处，最后又介绍了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我国基金业的路径。

在讲话中，他其实已经透露出监管部门对发展新基金的思路，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上规模，高起点。

不但新基金的规模要比老基金的规模大，还要逐渐试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多只基金。

事实上，在1998年启动新基金试点工作后，一只基金的规模就达到了20亿元，这是之前的老基金远远达不到的。

最后，这位副主席用美国共同基金彼时4万亿美元规模的数据描绘出中国基金业美妙的前景，他将中国基金业比喻成一轮刚刚升起的太阳，以此来激励在座的人员，要培养出中国的富达基金。

一席话讲完，底下掌声雷动，奋斗的激情，面对全新领域的忐忑，在掌声雷动中交融。

也正是在首期培训后，试点新基金公司的筹备进入快节奏。而老基金在《暂行办法》颁布后及后续金融工作会议定下的整顿金融秩序的基调中，即将迎来涅槃重生。

[1]厉以宁、曹凤岐：《跨世纪的中国投资基金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第8页。

[2]欧阳卫民：《中外基金市场与管理法规》，法律出版社，2000，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