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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年07月12日 04:50 浏览量:1
学术回顾我们先来试图比较系统地梳理一下东西方相关研究的脉络。〈古今形胜之图〉在地中海畔的西班牙塞维亚 (Sevilla) 印地亚斯总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中沉睡了四百四十年,20世纪初才为学界所发现。西方涉及和研究此图的学者与专家有:Pablo Pastels (1)、Ettore Ricci (2)、Santiago Montero Diáz (3)、Lothar Knauth (4),Carlos Quirino (5)、Carlos Luis de la Vega y de Luque (6)、John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7)、Marina Alfonso Mola y Carlos Martínez Shaw (8)、海野一隆 (9)、余定国 (10)、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鲍晓欧)(11)、Vera Dorofeeva-Lichtmann (12)、Richard Joseph Smith (司马富)(13) 等。(14) 东方的研究,当以日本中村拓1933年的论述为滥觞。(15) 中国学术界,最早提及此地图的是已故中西交流史大家方豪先生。(16)1952年,他出访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主要档案馆时,曾有幸首次目睹此图。1962年,时任日本东洋文库研究部长的榎一雄,对〈古今形胜之图〉做了较详细的研究。(17) 大陆方面的研究则有任金城 (18)、曹婉如、郑锡煌 (19)、张铠 (20)、孙果清 (21)、李孝聪 (22)、周振鹤 (23)、金国平、吴志良 (24)、吕理政 (25)、黄时鉴 (26)、王自强 (27)、王逸明 (28)、徐晓望 (29)、梁二平 (30) 等人的涉及与论述。台湾方面,近有李毓中教授所做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深入研究。(31)
从大陆的收录情况来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两种〈古今形胜之图〉的副本,均据西班牙塞维亚印地亚斯总档案馆所藏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福建金沙书院的重刻本复制。
具体情况如下:一幅摄影本,大小23.6 x 20.8cm;一幅影印本,大小 39.5 x 34cm。(32) 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制,这些副本仅为原图的四、五分之一。原图外框纵113.8cm,横100.8cm。印刷尺寸为约92.8cmx 100cm。雕版墨印着色。
目前的两种藏本,虽经精心复制,仍漫漶不清,致使深入的研究无法开展。
在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黄一农院士的主持下,由李毓中教授和塞维亚印地亚斯总档案馆联合实施了原尺寸高清度图的复制计划,不仅提供了清晰的图像,还为识别上面的手书西班牙语笔迹提供了可能。
李毓中教授据此修复版所做的研究,尤其是对西班牙文手写文字的辨读与翻译,在深度和广度上均超越了被中国学术界奉若研究圭臬的榎一雄的论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地图作者
国外,特别是西班牙学者对地图制作的日期有涉及,但缺乏可靠的根据,如 Carlos Luis de la Vega y de Luque认为:“通过对这份文件(33)的仔细分析,可以看到,这是一份1452年的地图在1522年进行的翻刻本。”(34) 不知Carlos Luis de la Vega y de Luque得出这两个刻印年代的根据是甚么。
榎一雄称:“可以说,它是继承了喻时 (35) 的〈古今形胜之图〉(现仅存有嘉靖三十四年 (1555) 的重刻本) 的历史地理的特色,而且更加以详尽地发挥。此图的直接蓝本正是这一〈古今形胜之图〉,可以看到,不仅在绘制态度上,而且就图形本身来说,两者都非常类似。”(36)
这一结论与当年榎一雄未能准确识别关于编者的题记有关。他的识读是“依 (?) 览编集”(37)。由于中国学者无条件接触到原图,也就更无法识别了,所以任金城得出了“图上没有绘制人姓名”(38) 的结论。
榎一雄的观点虽然影响了几乎所有中外研究过此图的学者 (39),但也有不完全肯定的意见。任金城即认为:
在郑若曾《筹海图编》卷首所列举的参考地图目录中就有“古今形胜图,都御史喻时”字样(40)。在《千顷堂书目》卷六中也有“喻时古今形胜图”的记载。这里喻时的〈古今形胜图〉与金沙书院重刻的〈古今形胜之图〉图名只有一字之差,两者是否就是一种地图,尚不能贸然肯定。(41)
在中国学术界,近期钱江和陈佳荣对榎一雄的结论提出了质疑。(42)
榎一雄言之凿凿,而任金城的见解则比较谨慎。鉴于喻时的〈古今形胜图〉早已失传,因此缺乏〈古今形胜之图〉便是〈古今形胜图〉的铁证。二者为一图的看法,不过是一种基于标题相近的推测而已。
随着学术的进步,榎一雄的观点有了商榷的余地。实际上,〈古今形胜之图〉本身有关于其作者的明确信息。不过在高清复制件问世之前,无法正确识读,致使编者问题成为了一个疑案。
图右下角方块内文字为:“依统志 (43) 集此图,欲便于学者览史,易知天下形胜、古今要害之地,其有治邑、原无典故者,不克尽列,信丰甘宫编集。”
信丰为江西省信丰县。甘宫为一人名。编集是“编辑纂集”的意思。“信丰甘宫编集”一语明确地告诉了我们,“编集”者为“信丰县人甘宫”。这一题记明确地说明,本图的作者不是喻时,而是甘宫。
[图1] 〈古今形胜之图〉右下角方框内文字
[图2] 敖文祯《薜荔山房藏稿》卷六〈塘湖甘公传〉
令人欣慰的是,在明人文集中,我们居然见到了关于甘宫绘制此图的确凿记载。敖文祯(44) 的《薜荔山房藏稿》卷六载〈塘湖甘公传〉曰:
塘湖甘公宫者虔之,信丰人也,字宗奇,其先徙自丹阳,家于邑之水东坊(45),遂为水东着姓。[⋯⋯] 凡所经历名山大川,开徼险易,随笔橐记。足所不到,则必周访而博识之。退而订之往牒,参以时务,作〈九边图说〉、〈古今形胜图〉。劈画井井,一览而舆图可指诸掌也。(46)
此处不但透露了甘宫绘有〈古今形胜图〉,而且明确指出,他还作有〈九边图说〉。(47)
这是首次发现关于〈古今形胜图〉,即现藏于西班牙的金沙书院重刻本〈古今形胜之图〉作者的明确文字记载。
既然题记曰“信丰甘宫编集”,而且〈塘湖甘公传〉亦记“作〈九边图说〉、〈古今形胜图〉”,那么其作者为甘宫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刻印地点
图左下角刻有“嘉靖乙卯孟冬金沙书院重刻”,说明此图为嘉靖三十四年 (1555) 十月金沙书院重刻本。
据(光绪)《漳州府志》载,此书院由龙溪县知县林松在其任内所创立。
林希元之《林次崖先生集》卷十有〈金沙书院记〉。文中的“林侯”即指林松。
金沙书院具体在何处?据 (崇祯)《海澄县志》载:“金沙书院在沙坂。今废。”(48)同志舆图上有标示。
“沙坂(又名金沙,即今后井)。”(49)“沙坂村原名金沙社,位于角美镇中南部,九龙江下游,东邻石美村西门社,西邻杨厝村丁厝社,南邻蔡店村和沧里社,北邻角江路和福龙开发区,村道穿过角江路经过开发区中闽大道通至国道324线。”(50)
[图3] 《漳州府志》卷十一〈秩官〉
[图4] 《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金沙书院记〉
[图5] 崇祯《澄海县志》卷二
[图6] 《澄海县志》〈舆图〉
中外影响
〈古今形胜之图〉有数张题目类似的繁衍图存世。
我们看到,(明) 章潢的《图书编》(51) 中有很相似的〈华夷古今形胜之图〉(52) 和同书四库版的〈古今天下形胜之图〉(53)。吴学俨等编绘于1645年的《地图综要》内附的〈华夷古今形胜图〉也是一幅类似的图籍。(54)
从整体和细部来分析,这几张图很明显地沿袭了嘉靖版〈古今形胜之图〉的特点。
此外,据有关研究,尚存一清康熙四十年的绘本:
在郑若曾《筹海图编》卷首所列举的参考地图目录中就有“古今形胜图,都御史喻时”字样。在《千顷堂书目》卷六中也有“喻时古今形胜图”的记载。这里喻时的〈古今形胜图〉与金沙书院重刻的〈古今形胜之图〉图名只有一字之差,两者是否就是一种地图,尚不能贸然肯定。最近笔者在清康熙四十年绘本的《舆图画方》一书中,发现其最后部分也转绘有一幅〈古今形胜图〉,内容与〈古今形胜之图〉基本相同。这就有力地证明两者实为一图无疑,而图的作者就是喻时。(55)
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古今形胜之图〉是甘宫,而不是喻时的作品,那么结论说《舆图画方》中的转绘本〈古今形胜图〉的作者为喻时,不是显得有点仓促吗?
[图7] 明版〈华夷古今形胜图〉
[图8] 四库版〈古今天下形胜图〉
查《舆图画方》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一摹绘本,一册,大小21 x 21cm。其作者为华士望。“图凡十五幅,主要为各省分图。据作者自序称,‘是图乃元人朱思本所画也’,但内容则与明罗洪先《广舆图》中两京十三省图基本一致,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摹绘。末附〈古今形胜图〉一幅,其内容与西班牙赛维利亚市印度总档案馆藏明刻〈古今形胜之图〉大致相同。”(56)因中国国家图书馆南馆装修尚未完毕,笔者无法查阅原件。
还有一些题目虽不近似,但在图形轮廓和文字说明的方法与内容上,看得出与〈古今形胜之图〉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如万历癸巳 (1593) 梁辀镌刻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57) 和祟祯甲申 (1644) 曹君义刊行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58),以及嘉庆丁丑 (1817) 陶晋刻印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59) 等。
关于刊刻此图的目的,Lothar Knauth 认为:“毫无疑问,本图有许多对未来的中华帝国管理者有用的资讯。”(60)
送出者考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术界曾有一个误区,认为是由利玛窦于1854年呈送给访问澳门的西班牙驻菲律宾二号人物皇家收税官罗曼 (factor Juan Bautista Román) 的,但这全是“推测研究”。(61)先是在1902年,西班牙的一份属于耶稣会的宗教杂志《理性与信仰:西班牙美洲文化杂志》(Razón y Fe: Revista hispano-americana de cultura)发表未署名文章,认为此图是利玛窦在1854年9月28日 (62) 函中附发给罗曼的。(63) 1904年,穷毕生精力钻研印地亚斯总档案馆中存关于菲律宾档案的西班牙耶稣会士巴斯特尔斯 (Pablo Pastels) 神父重复了同样的观点。(64) 估计1902年文 (65) 的作者也是巴斯特尔斯神父。
《理性与信仰:西班牙美洲文化杂志》在第465页上刊出了修复前的原图并配有图例:“住肇庆城耶稣会神父利玛窦于1854年9月28日致皇家收税官罗曼 (Juan Bta. Román) 函内附中国地图,印地亚斯档案馆145.-7. -7.”(66)
1911年,Joseph Brucker 持同样看法。(67)1939年,中村拓也这样认为。(68)
2000年,我们在《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附录八刊登的便是巴斯特尔斯神父在1904年发表的图。(69)
利玛窦1584年9月13日函内并无涉及此图;有的却是关于中国全图和分省地图的信息。
这次,我不能给阁下绘整个中国地图,中国地图是画在平版上的,按我们西洋的方式,每省各有地图,因为尚未排好次序;但希望天主保佑,很快地能将它们寄给阁下。各处都有记载,并可看到各省和其中的城市,非常美观悦目。(70)
原文是:
Nó puedo por esta vez enbiar á vuestra merced toda la china, pintada en cartas planas, á nuestro modo, y después cada provincia de por sí en su carta, por nó averlas aun puesto en orden,mas espero en Dios de embiarlas muy presto á vuestra merced donde quiera que se hallare y allí verá todas estas provincias y ciudades todas en lindísima vista. (71)
这段话对于澄清这个疑团很关键,我们重译如下:
此次,我不能给您呈送按我们的方式,绘制在平面图上的全中国地图,然后还有各省地图,因为尚未编排好;但希望上帝保佑,无论您身处何处,很快能将它们寄给您。您将可以看到各省及其城市,非常美观悦目。
利玛窦函很明确,他要呈送的是在绘制中的中国全境及分省地图。(72)
[图9] 《真理与信仰》所刊修复前的原图,1902年
巴斯特尔斯神父未仔细阅读此段文字,便仓促得出了〈古今形胜之图〉是由利玛窦送出的结论。这一看法在一定范围内影响了数位中外学者。(73)
榎一雄文曾引用谟区查(C. R. Boxer)的看法,怀疑过巴斯特尔斯神父的说法。(74)
看来,在何人送出这个问题上,巴斯特尔斯神父因阅读的疏忽,制造了一个误区。
Lothar Knauth 则认为:“尽管利玛窦可能送出了一幅相同的图,毫无疑问的是,今藏于塞维亚印地亚斯总档案馆的地图就是附在菲律宾第二任总督报告中的那幅。”(75)
〈古今形胜之图〉的送出者不是利玛窦,而是由第二任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基多.德.拉维扎列斯 (Guido de Lavezares) 于1574年送呈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Felipe II)的。
结语
总体而论,中国与欧洲的地图交流,始于16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远东的出现。先是中国人绘制的一幅中国及其毗邻地区的地图,通过闽南人和西班牙人于1575年传到欧洲。之后,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则通过耶稣会士于1582年传入中国。
〈古今形胜之图〉传入欧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输往欧洲的一幅中国全境图。
〈古今形胜之图〉是否对欧洲人后来所绘制的中国及周边地区地图产生过影响?现有的研究表明,由葡萄牙人巴尔布达绘制、1584年刊行的《中国新图》(76) 首次画出了中国各个省份。其信息来源或出自于当时已经传至欧洲的《广舆图》,或源自于此图。还有的研究说明,西方人对朝鲜轮廓的绘制,也可能参考过它。(77)
至于如何解释现知的大部分著名地图与海图均出自福建,有学者指出:“我们从现存海内外的明朝刻本地图还发现,明代地图的民间刻印本多出自闽省 (福建),这恐怕与福建省从南宋以来刻书业的发达不无关系。此外,福建是中国明朝出海远洋贸易的到发地,一些闽版舆图之绘制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外销。”(78)
本文取得了四大进展:
1、首次发现关于西班牙藏〈古今形胜之图〉作者为甘宫的明确文字记载。
2、金沙书院在 (崇祯)《海澄县志》中的具体地点。
3、澄清了〈古今形胜之图〉的送出者不是利玛窦。
4、据嘉靖本《筹海图编》,〈古今形胜图〉的最早编者为“宋学士郑韶”。
需要考证的是,甘宫在编集〈古今形胜之图〉时,是否参考了“宋学士郑韶”和“都御史喻时”的〈古今形胜图〉。
如今,我们有了〈古今形胜之图〉原尺寸的高清复制件,便有了深入研究此图的条件。可以相信,在各方面专家的参与和努力下,它所包含的丰富文本及地理信息将会得到进一步的阐发。
【注】
(1) (65) “Carta inédita del P. M. Ricci con el mapa de la China en1584”, Razón y Fe: Revista hispano-americana de cultura,tomo IV, Septiembre-Diciembre 1902. pp. 464-477.
(2) Ettore Ricci, “Del valore geografico del Commentarii”;Iconografia ricciana, Onozanze Nazionali Al P. Matteo Ricci Apostolo e Geografo della Cina (1610-1910) Atti e memorie del convegno di geografi-orientalisti tenute in Macerata il 25, 26, 27 Settembre 1910, Macerata,Premiato Stabilimento Tipograffico, avv-F. Giorgetti,1911, pp. 176-182.
(3) Santiago Montero Diáz, Aportaciones geográficas del gobernador de Filipinas Guido Lavezares, Madrid: Impr.del P. de H. de Intendencia e Intervención Militares, 1933.
(4) Lothar Knauth, “Gu dyin hsing sheng di tu”, Asia. Anuario de Estudios Orientales, no. 1, 1968, pp. 99-115 and Lothar Knauth, China, Enigma o Ignorancia?, México:Ediciones Oasis S.A., 1982, p. 47.
(5) Carlos Quirino,“The Lavezares Map of China (1555)”,Philippine Historical Review, vol. 2, no. 1 (1969),pp. 269-274.
(6) Carlos Luis de la Vega y de Luque, “Un proyecto utópico:La conquista de China por España”. Tesis Doctoral inédita.Universidad de Sevilla, 1972. Resumen en Boletín de la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Orientalistas. Años XV/XVIII.Burgos,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Orientalistas, 1979/82.具体的期数与页数是:Año 1979, Número 15, pp. 45-69, Año1980, Número 16, pp. 33-56 (其中第34页上有简单论述及地图的影印件),Año 1981, Número 17, pp. 3-38, Año 1982,Número 18, Fascículo: 1, pp. 3-46. 之前,他在同一杂志上曾发表“Un documento extraordinario,” Boletin de la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Orientalistas, Año VIII, 1972, pp. 194-196.
(7) John B. Harley & David Woodward, e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II. 2: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Chicago;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colour plate 1.
(8) Marina Alfonso Mola y Carlos Martínez Shaw, Oriente en Palacio: tesoros asiáticos en las colecciones reales españolas, Madrid: Palacio de Oriente, 2003, pp. 97. 地图之影本在107页。
(9) 海野一隆着、王妙发译《地图的文化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页70。
(10) (美)余定国着、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34-35。
(11)鲍晓鸥着、那瓜译《西班牙人的台湾体验,1626-1642:一项文艺复兴时代的志业及其巴洛克的结局》,台北:南天书局,2008年,第7页及 José Euguenio Borão Mateo, The Spanish Experience in Taiwan, 1626-1642:The Baroque Ending of a Renaissance Endeavou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6-7.
(12) Vera Dorofeeva-Lichtmann, “A history of a spatial relationship: Kunlun Mountain and the Yellow River source from Chinese cosmography through to Western cartography”, Circumscribere, 2012, no11, p. 21.
(13) Richard J. Smith, “Mapping China’s world: cultural cartography in late imperial times”, in Wen-Hsin Yeh,Landscape, Culture, and Power in Chinese Societ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8, pp. 81-83and Richard J. Smith, “Mapping China’s world: cultural cartography in late imperial times”, in Mapping China and Managing the World: Culture, Cartography and Cosmology in Late Imperial Times, Routdlege, NewYork, 2013, pp. 60-62.
(14)1994年以前的西方研究及刊布情况,可见榎一雄《榎一雄著作集》,东京:汲古书院,第七卷《中国史》,1994年,页233-236。可惜榎一雄遗漏了Lothar Knauth重要的论文。
(15) Hirosi Nakamura, “Les Cartes du Japon qui servaient de modèle aux cartographes européens au debut des relations de l'Occident avec le Japon”,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2, no.1(Jan., 1939), p. 104, pp. 120-121, note 19。图见页105。
(16) 方豪〈流落于西葡的中国文献〉,《学术季刊》,第一卷,2、3册,1952年,页12-42,后收入氏着《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作者自刊,1969年,页1518-1524。
(17)榎一雄〈古今形胜之图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8卷,第1、2期,1976年,页1-48,《榎一雄著作集》,第七卷《中国史》,页225-268及Kazuo Enoki, On the Ku-chin hsing-sheng chih tu of 1555, Tokyo: Toyo Bunko, 1976, pp. 243-254.
(18) 任金城〈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胜之图”〉,《文献》,第17辑,1983年,页213-221;任金城〈流失在国外的一些中国明代地图〉,《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第1期,页23-64及任金城〈国外珍藏的一些中国明代地图〉,《文献》,1987年,第3期,页123-134。
(19) 曹婉如、郑锡煌、任金城〈中国与欧洲地图交流的开始〉,《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卷,第4期,1984年,页346-354。
(20) 张铠《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页186;张铠《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3年,页206-213及 Zhang Kai,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Sino-Españolas (Nueva edición revisada y ampliada), tradución: Sun Jiakun y Huang Caizheng, Beijing: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2013, pp. 139-140.
(21)任金城、孙果清〈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初探〉,《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12-116页及孙果清〈古今形胜之图〉,《地图》,2006年,第6期,页106-107。
(22)李孝聪〈欧洲所藏部分中文古地图的调查与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3卷,1995年,页28;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页33-34;李孝聪〈舆图与图像中国古地图的调查与地图学史领域的国际汉学交流〉,《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10年,第1期,页170-171及李孝聪〈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页175。
(23) 周振鹤〈西洋地图里的中国〉,收入周敏民编《地图中国》,香港:香港科技大学,2003年,页1-8;周振鹤〈西洋古地图里的中国〉,郑培凯主编《九州学林》2003,秋季,创刊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2-224页及周振鹤〈二○○四,西洋古地图里的中国——记香港科技大学西洋古地图特藏〉,《长水声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188-200。
(24) 金国平、吴志良〈欧洲首幅中国地图的作者、绘制背景及年代〉,收入氏着《过十字门》,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4年,页310-321。
(25) Li-cheng Lu, La frontera entre dos imperios (帝国相接之界:西班牙时期台湾相关文献及图像论文集),Sevilla:Universidade de Sevilla, 2006, p. 96 y 116, nota 10.
(26) 黄时鉴〈巴尔布达〈中国新图〉的刊本、图形和内容〉,《文化杂志》,第67期(2008年夏季刊),页69-80,后收入氏着《黄时鉴文集 III》,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页260-272。
(27) 王自强编《明代舆图综录》,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第1册,页6。
(28) 王逸明〈“古今形胜之图”的朝鲜局部〉,《1609中国古地图集〈三才图会·地理卷〉导读》,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227-228。
(29) 徐晓望〈台湾:琉球之名的失落〉,陈小冲主编《台湾历史上的移民与社会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页16-17。
(30) 梁二平着〈第一幅传入西方的中国全图——“古今形胜之图”〉,《中国古代海洋地图举要》,北京:海洋出版社年,2011年,页140-142。
(31) 李毓中〈“建构”中国:西班牙人1574年所获大明《古今形胜之图》研究〉,《明代研究》,2013年,第21期,页1-30。
(32) 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页36。
(33) 是指《Relación de lo que se contiene en la carta de molde de los chinos que se envia a Su Majestad》。最新的汉译本,可见〈“建构”中国:西班牙人1574年所获大明“古今形胜之图”研究〉,页1-30。
(34) Carlos Luis de la Vega y de Luque, “Un proyecto utópico: La conquista de China por España”, Boletín de la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Orientalistas, año 1980, Número 16, p. 34.
(35) 〈古今形胜图〉佚,明喻时撰。喻时 (1506-1570) 字中甫,号吴皋,光州(今潢川)人。嘉靖十七年进士,以南京户部左侍郎告归。事迹见清顺治《光州志·人物考》。是书《千顷堂书目》卷六著录。今未见传本。”参见栾星主编《中原文化大典·著述典·正编·史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6页及喻几凡着《喻姓史话》,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323。
(36) (日) 榎一雄着、冯佐哲译〈关于中国古地图资料的总汇和发现〉,《科学史译丛》,1981年,第1期,页18。
(37) 《榎一雄著作集》,第七卷《中国史》,页238。
(38) 〈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胜之图”〉,页214。
(39) 最近的例子是Robert K. Batchelor,参见Robert K.Batchelor, London: 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p. 138; Robert K. Batchelor, “The Selden Map Rediscovered: A Chinese Map of East Asian Shipping Routes, c. 1619”, Imago Mundi: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65, no.1,2013, p. 59, note 14.
(40) 之前未曾注意到的是,嘉靖本《筹海图编》的“参过图籍”载:“古今形胜图 宋学士郑韶,都御史喻时(郑若曾撰《筹海图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973)”《筹海图编》的版本诸多。明有嘉靖本、隆庆本、天启本和通常不认为是一种版本的胡灯重校本。清有康熙本和《四库全书》本以及翻刻的天启本。流传最广的是天启翻刻本。具体情况可参见范中义着《筹海图编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由于榎一雄使用的不是嘉靖本,所以得出了其编者是“都御史喻时”的结论(《榎一雄著作集》,第七卷《中国史》,页242)。暂且不论喻时是否是现存〈古今形胜之图〉的作者,仅嘉靖本《筹海图编》说〈古今形胜图〉的作者还有“宋学士郑韶”便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41) 〈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胜之图”〉,页214。
(42) 钱江、陈佳荣〈牛津藏《明代东西洋航海图》姐妹作 —— 耶鲁藏《清代东南洋航海图》推介〉,《海交史研究》, 2013年,第2期,页1。
(43) 指《大明一统志》。
(44) 敖文祯 (1545-1602),字嘉猷,号龙华,谥文穆。明高安(今属江西)人。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45)参见王右君〈赣县建置沿革简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赣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赣县文史资料》,1991年,第1辑,第4页及石大金主编、江西省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赣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页5。
(46)敖文祯《辟荔山房藏稿》卷六〈塘湖甘公传〉,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5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203。
(47)参见赵现海〈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兼论《九边图论》的图版改绘与版本源流〉,《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页84-95。
(48) 梁兆阳修、蔡国祯、张燮等纂 (崇祯)《海澄县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页340。
(49) 姚金洪主编《海沧区 海沧街道卷》,海沧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厦门市海沧区文化馆,2009年,页314。
(50) 龙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海村社》,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页45。
(51) “《图书编》是一部类书,原名《论世编》,共127卷,撰成于明万历五年 (1577)。该书辑录了历代书籍中的图谱及释文,影响甚广,官私刻本有好几个。官刻本有万历年间的南昌府刻本,私刻本有万历四十一年 (1613) 南昌涂宗浚刻本、新建万尚烈刊本,以及崇祯间 (1628-1644) 金陵孙良富刻本。”参见董建辉着《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98。另见邓爱红《利玛窦、章潢、熊明遇与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页108。
(52) ( 明) 章潢撰《图书编》,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页76。
(53) (明) 章潢撰《图书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册,页666-667。
(54)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 (明) 朱国达等辑《地图综要》,明末朗润堂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18》,1997年,北京:北京出版社,页538。
(55) 〈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胜之图》〉,页214。
(56) 《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页38。
(57) 〈关于中国古地图资料的总汇和发现〉,页17-18、孙果清〈以中国为主的世界地图《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地图》,2007年,第6期,页106-107、卜正民〈17世纪中西世界地图的互动式变革》〉,俞立中主编《智慧的圣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146;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页146;李孝聪〈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页175及《明代舆图综录》,第1册,页2。
(58) 参见陈健〈《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地图》,1994年,第3期,页56;李孝聪〈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页177及《明代舆图综录》,第1册,页2-3。
(59) 参见韩振华着《南海诸岛史地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26。
(60) Gu dyin hsing sheng di tu, p.115.
(61) Gu dyin hsing sheng di tu, p.110.
(62) 利玛窦给罗曼函的日期是1584年9月13日,1854年9月28日为罗曼转呈西班牙国王函的日期。
(63) “Carta inédita del P. M. Ricci con el mapa de la China en1584”, pp.464-466.
(64) Francisco Colín y Pedro Chirino, Labor evangelica:ministerios apostólicos de los obreros de la Compañia de Iesvs, fvndacion, y progressos de su provincia en las islas Filipinas, Barcelona: Pablo Pastells edicion, Impr.y litografía de Henrich y compañía, 1904, III, p. 365.
(66) “Carta inédita del P. M. Ricci con el mapa de la China en1584”, p. 465.
(67) Joseph Brucker, “Note sur une carte supposée du Père Ricci”, Onozanze Nazionali Al P. Matteo Ricci Apostolo e Geografo della Cina (1610-1910)-Atti e memorie del convegno di geografi -orientalisti tenute in Macerata, il 25,26, 27 Settembre 1910, Macerata, Premiato Stabilimenton Tipograffico, avv-F. Giorgetti, 1911, pp. 85-87.
(68) “Les Cartes du Japon qui servaient de modèle aux cartographes européens au debut des relations de l’Occident avec le Japon”, pp. 120-121, note 19.
(69) 金国平着《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页316。
(70) 罗渔译《利玛窦书信》(上),台北:光启出版社,上,1986年,页47。
(71) “Carta inédita del P. M. Ricci con el mapa de la China en1584”, p. 468.
(72)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从1584年起,耶稣会神父已经在肇庆绘制中国地图集。这本中国地图集便是存世的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考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 I.a cura di Eugenio Lo Sardo, Roma: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Libreria dello Stato, 1993、欧金尼奥·罗萨度、安东尼娜.帕丽西、拉斐尔.比特拉主编《海国天涯 —— 罗明坚与来华耶稣会士》,上册(图录)、下册(论文集),澳门:澳门博物馆,2013年及罗明坚着、金国平译《大明国图志 —— 罗明坚中国地图集》,澳门:澳门文化局,2014年。
(73) Les Cartes du Japon qui servaient de modèle aux cartographes européens au debut des relations de l’Occident avec le Japon, pp. 120-121, note 19, “Carta inédita del P. M. Ricci con el mapa de la China en 1584”,pp. 464-466.
(74) 《榎一雄著作集》,第七卷《中国史》,页233及页260。
(75) Gu dyin hsing sheng di tu, p.111.
(76) 详见〈欧洲首幅中国地图的作者、绘制背景及年代〉及〈巴尔布达〈中国新图〉的刊本、图形和内容〉。
(77) 〈《古今形胜之图》的朝鲜局部〉,页227-228及〈西洋古地图里的中国〉,页207。
(78) 李孝聪〈舆图与图像中国古地图的调查与地图学史领域的国际汉学交流〉,《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编辑委员会编著《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期,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页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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