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是商品交换嘛

国际贸易与商品价值的运动

摘要：国际贸易的根本意义在于促使全人类对于地球自然资源和文化、科学技术等人类劳动成果的共同分享，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为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互通有无的需要，以及在不同经济区、国家经济体内基于劳动量表示的商品交换价值的市场差异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着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商品贸易。特别是，在全球自由市场经济形势下，只有深刻的认知了在作为商品交换价值实体的劳动量与其市场价值表现形式的商品价格的差异的推动下，影响、并决定着全球性商品生产布局状况的客观事实，我们才能够科学地把握各个国家的商品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全球趋势及其内在的规律。

关键词：国际贸易 劳动价值论 局部与表象 双效互动理论

一、引言

作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最发达、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体，国土面积与总人口位列世界前五，矿产资源总探明储量居世界首位，自然资源丰富，这样的美利坚合众国，却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总额，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而且不断增加、屡创纪录。可以说，除美国之外，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承受这样的贸易不平衡状况。而且，即使是美国，当下时期的国内经济运行状况也已经出现各种的失衡，比如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型经济、以证劵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高度发展，但是以日常生产、生活基本用品为基础的实体经济持续萎靡，制造业外迁、空心化严重，以至于不得不大量依赖从外国进口才能够满足本国的需要。

那么，为什么无论在科学技术水平、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具有如此优势；且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科学技术要素、土地要素、自然资源要素等要素禀赋如此丰裕，美国的对外贸易却如此长时期处于逆差、且不断增大的不平衡状态？导致如此严重“市场失灵”的内在原因究竟是什么？

现代经济学中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标准模型理论等显然都无法客观、完整地解释这一切，更遑论提供科学、且切实有效的合理化建议了。

所以，自上界特朗普政府至本界拜登政府，不遗余力地大幅调高包括我国、欧盟、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关税；甚至针对我国华为、中兴等企业毫无底线的限制、打压；且持续将我国包括一些科研院校在内的几十家企业、社会机构团体纳入所谓贸易限制的“实体清单”，并竭力拉拢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撤离我国、与我国进行经济切割、“经济脱钩”。

美国不惜一切代价继续称霸世界的企图昭然若揭。然而，人类社会文明自奴隶社会依次发展至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无不是随着人类不断增进对于自然和自身的认知，人们寻求建立更合理、更有效的社会契约以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分享各种社会和自然资源的强烈愿望的推动下创造的历史。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使现在强大如此的美国也阻挡不了这样的历史进程，其他任何国家也无能为力。

现在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客观、科学的认知导致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国家的美国的经济陷入如此窘境的完整、真实的因由。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探究发现推动实现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道路，避免历史的循环往复。特别是，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寻找到不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根本性、长远解决、应对美国当前经济问题的科学、有效的方法，这不只是美国政府、及美国人民的事情。世界人民现在需要高度警惕当前美国因为霸权主义思想作祟而采取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会如同上世纪1929-1933年经济危机初期美国的《斯穆特-霍利法案》，成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催化剂。

二、国际贸易的根本意义应该在于促使实现全人类对于地球自然资源和文化、科学技术等人类劳动成果的共同分享，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人类的财富有两类，一类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江、河、湖、海，大地、草原、高山、冰川，日、月、星、辰，以及各类动物、植物、水产和矿藏，等等自然资源；一类是我们人类基于大自然的赋予和自身的思维活动，通过各类社会实践和劳动，生产、创造出来的各种产品，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产品。

而关于我们人类的起源，一直以来人们都持有许多种不同的推论与设想。不过，现在可以肯定，迄今人类中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任何公民都并不是任何神仙的创造物，也并不会是来自于地球之外的任何星球。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土生土长的地球生物，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地球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而且，依据指引和推动我们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天的唯一、伟大的力量——科学的权威论断，无论是黄色皮肤的、黑色皮肤的、白色皮肤的，还是中国人、俄罗斯人、美国人等地球人类，我们都是同一生物物种，繁衍自共同的祖先。因为，如若我们分别来自不同的祖先（即多祖论），则我们不同国别、或不同肤色个体之间的交配不可能繁衍后代。所以，无论什么国别、什么肤色的地球人，我们都是起源于共同的发源地，非洲、亚洲、或欧洲。

“谁第一个将土地圈起来，胆敢说：‘这是我的。’并且能够找到一些十分天真的人相信他，谁就是文明社会真正的奠基人。假如这时有人拔掉木桩，填平壕沟，并且向他的同类大声呼吁：‘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果实为大家所有而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你们就全完了。’那么，人类可以避免多少罪恶、战争、谋杀、苦难和暴行啊！”[1]63

卢梭这样的一段论述简单明了的指出了关于人类社会的一个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基础事实：（土地上的）“果实为大家所有而土地不属于任何人”。然而，人们显然完全“忘记了”这样的事实，所以，至今因为了土地以及其上附着的其它财富，经历了“多少罪恶、战争、谋杀、苦难和暴行啊”。

那么，类似公元前古希腊思想者伊索克拉底的说法，“ 我们成为这块土地的居民，不是通过驱逐他人，也不是因为发现这里没有人烟，更不像一群乌合之众走到一起。我们的血统如此高贵纯正，我们一直占有这块让我们诞生的土地，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可以用我们最近氏族的名字来给我们的城邦命名，因为只有我们希腊人才有权同时称其为父土、母土、养育之土 ”[2]22，就只能是相对性的观点，而不是事实的本来面目，但却是人类延续至今的基本社会契约思想的根源。

当今世界地球之上两百多个国家各自宣称拥有自己国家所占有土地的所有权——无论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或什么样的事实，既然能够被国际社会共同认可，那也就是形成了当今时代社会的“公意”、“社会公约”。

“既然任何一个人对他的同胞都不拥有天然的权威，既然任何强力都不可能产生权力，于是，人与人之间就只有用约定来作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了”[3]9——卢梭关于一个国家政治权力的理论基础，应该不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而是全人类现代社会文明的理论基础；而且，人类社会也只能是建立在社会普遍“公意”的社会契约之上。

人类文明的进步是随着人们对于自然世界和自身的认知不断增加而逐步实现的，在社会领域，也就体现为社会契约的不断合理和完善。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次次的发展进步，亦正是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界、人类自身、以及相互关系认知的不断科学化、不断提高，不断地明确，促使社会契约的一次又一次的更加公平、公正化、科学化、合理化，导致人类社会制度革命性重建的历史事实。

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曾在《历史的终结》的著作中宣称资本主义社会是最为合理完善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终结篇”。且不去探究该书中论证逻辑是如何的混乱、智识如何的浮浅，仅就自去年底新冠病毒爆发以来，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政府到官员，到一些平民百姓，对于科学、对于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各种傲慢与轻视，特别是美国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模范、标本，为了自身的私利、霸权，对于现有国际社会文明秩序的肆意破坏、强横、亵渎，以及自身社会内部的撕裂，如果这就是人类社会文明历史的“终结篇”，那也即是人类社会文明历史的“死亡篇”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论述：“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4]67

我们不妨做一个极致、但却是人类未来必定面临的类似现实的推演：随着太阳系星球的演化，以及人类自身种种行为导致的地球上可供人类消耗的自然资源不断减少、适宜人类生存和居住的自然环境亦会不断缩小。那么，假如最后只剩下了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宣称拥有主权的那一块土地。试设想，到那时还会有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及公民宣称那是美国的领土、那些土地是归于一些美国公民、或其他的私人所有吗？“土地上的果实为大家所有，而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只怕是那时全地球公民普遍的公意、最为合理的未来时代的社会契约了。到那时，即使美利坚合众国再多几十艘航空母舰、再多的高端战机也抵挡不住全地球人民对于生存的强烈渴望吧。

“土地上的果实为大家所有，而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如此根本的事实之所以一直以来被人们所忽视和“遗忘”，极少有人愿意去探索、追究，是因为商品的交换和贸易促使实现了人们对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共同分享。也就是说，人们有时候其实非常容易满足，只要安稳的衣食无忧，也就不会费心劳力地去追究生产出这些生活资料的那块土地，其实也有他自己的一份权利的旧账的。

人类迄今在文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的一切成就，无不是自我们人类的祖先以来，各个人、团体、族群等在最为广泛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不懈的探索、思考中经验的总结，且相互吸收、借鉴与综合，并通过一代一代的传承、创造，不断积累、发展而取得。

所以，至如今，任何个人、团体、族群、及国家，生产、创造出的上述非物资的产品、成果，尽管各自拥有所有权、收益权等社会契约的权利，但同时，毫无疑问应该承担有被整个社会共同分享的责任和义务。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两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难道没有吸收世界其他国家、民族智慧的养分？他们取得的这些成果，难道没有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专家、学者的参与、贡献？

商品交换和贸易是促使实现人类社会中各个体、团体、族群、以及国家面对人类共同的财富，存在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社会契约权利之间的分割、冲突与矛盾时，通过共同分享实现相互妥协、相互平衡、相互和解的自由市场方式、途径。

公元前二世纪的丝绸之路连接亚欧的贸易通道，在实现众多不同国家物资产品共同分享的同时，促进了东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的相互交流、学习。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伟大意义也只在于，促使人类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贸易，实现资源的共享，从而促进相互间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的相互交流、学习，最终推动社会文明的共同发展、进步。

商品的交换和贸易是人类历史的滔滔洪流，是宏大而无比波澜壮阔的人类文明画卷的厚重底色。它们促使实现了不同个人、不同族群、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人们之间共享各种自然和社会的资源，以及共同的发展与进步。那么，这也应该就是商品交换和贸易的伟大历史性目的和意义了。

三、自然型分工、制度性分工、市场化分工的形成与变化，共同决定着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商品交换和贸易的格局分布与发展态势。

人类最初始的贸易发起于何时何地难以考证，不过，商品贸易的起始是因为不同经济体之间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不同商品的交换，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在天然海贝、铜等金属、或其他物品成为货币，作为不同商品交换交易中介之前，在黄金、或白银作为地区的、或世界的通用货币之前，所有商品的交换和贸易就只会是物与物的交换。早在有历史记载的年代伊始（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之间，就有塞浦路斯的铜和黎巴嫩的雪松、腓尼基人的紫色染料等之间的贸易[5]36。在此之前及之后，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作为一般等价形式的货币出现之前，人们之间的商品、或物品的贸易都只会是物与物的直接交换。

那样的时代，为了获得不同商品具有的不同使用价值，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直接的、唯一目的。任何商品相对于人类具有的使用价值，或者有用性，一方面，基于商品本身自然物质的、或作为专属产品种类必定具有的特定社会用途的客观属性赋予的客观使用价值，比如，食品充饥、衣服御寒、汽车运输等等。另一方面，基于商品的客观属性的使用价值，商品的某些外在的形式带给消费者主观的、心理上的满足，比如，不同衣服的款式、品牌、甚至色彩等带给消费者不同的主观、心理上的满足，等等，商品的这一类有用性，我们不妨称之为效用使用价值（或主观使用价值）。

现代国际贸易的统计数据表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互补性贸易的贸易总额。其中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有，发达国家高下相当的生活水平决定了他们生活消费品品质与种类的类似性，那么，因为效用使用价值的差异，必定也会导致它们之间存在大量的商品贸易。

人类最初生产的各类生活消费品、产品，只能通过简单的劳动获得的，比如采摘可食用的植物果实、根茎，捕捞水产品，狩猎野生动物等等；随着对自然事物更多的认识，掌握的各类知识、技术的增加，也就可以通过相对复杂的劳动生产各种生活消费品，比如种植稻谷、玉米、小麦等，饲养鸡、鸭、牛、羊等，制造犁、锄、刀等工具；及至人类掌握更多的知识、科学技术，才能够通过更加复杂的具体劳动生产创造出汽车、计算机、核电站、生物药物等等产品。

所以，人类最初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完成的商品贸易，只会是基于他们各自自然资源特征决定的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生产的交换，即自然分工的结果。比如我国的茶叶、丝绸，印度尼西亚的胡椒，摩鹿加群岛的香料，拜占庭帝国的织棉、宝石，小亚细亚的明矾，等等的贸易。或者说，基于各自自然资源特征导致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各自生产具有不同使用价值商品的自然分工，是世界贸易的基础。迄至今天的世界贸易，主要基于自然资源分布差异导致自然型分工的食品、农业原材料、燃料、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贸易仍占总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这些初级产品是工业制成品的原材料，因此它们的生产分布状况，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相关工业制成品的世界性生产分布、贸易状况。

那么，基于自然的分工，以及市场的力量促使原材料的流动，在劳动生产率、生产成本等因素的差别之下导致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生产相同产品价格的差异，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实现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各自生产具有不同使用价值商品的分工，则是此种意义上的市场化分工。例如，当代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机电等高附加值产品，而服装、纺织品等产品则主要由我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生产。并非前者没有丰富的生产服装、纺织品等的自然资源、或是没有生产此类产品的劳动工人，只是因为它们过高的生产成本被市场竞争淘汰出局而已。

又是怎样的因素导致当代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知识、技术密集型、机电等高附加值产品呢？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掌握着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但是最终能够促使形成这样的结果的，却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企业类组织制度等制度化的力量。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领先掌握着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并非他们获得了更多上帝的恩宠、眷顾，亦并非他们种族、血统的高贵，而是因为他们通过更多的社会实践总结、归纳形成的各类制度，能够激励、促使更多的人们进行科学的探索和研究，以及能够吸引全世界的力量和智慧参与到他们的科学活动中。

生产芯片的核心设备，高端光刻机现在全世界只有荷兰的ASML公司等极少的几家公司能够生产、销售。很显然，全世界并非只有这些公司的员工更聪明、更有智慧，而是这些公司的制度，能够促使员工们在不断的生产实践中快速、有效地积累生产这一产品的技术、经验。所以，应该承认，制度性的因素，也是导致世界产品生产分工的基础性原因。

总之，至少有自然的、市场的、以及制度性的因素在决定着世界产品生产的分工，从而左右着世界贸易格局和态势的发展变化。不过，无论是因为自然型分工、市场化分工、制度性分工促使实现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生产具有不同使用价值产品的经济格局，它们都必须基于具有不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的不同具体劳动的客观事实。所以，自然分工、市场化分工、制度性分工的现实社会体现，则是促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们掌握不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的分工。

马克思论证了人类劳动的二重性：劳动的具体形式——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劳动的抽象、一般形式——劳动量，创造商品的交换价值。不同的具体劳动生产、制造出了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不同商品，而劳动抽象、一般形式创造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商品的价格水平。

所以，自然型分工、市场化分工、制度性分工左右、决定世界贸易的格局和发展态势最根本的实质，则是人类劳动的二重性创造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简称价值），和商品的交换价值（简称价格）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因为劳动生产率、劳动效能以及生活成本等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体相同商品市场价格的高低不等，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市场化分工，促使形成相应贸易的格局与发展形势。

自然型分工和制度性分工分别主要是通过不同地区、不同国家自然资源分布的天然性差异，以及制度上的不同导致各自劳动者掌握能够生产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的具体劳动，最终实现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的不同分工。

前者因为是大自然的结果，所以具有相对的固定性、不变性，且主要相对应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只占当今世界贸易总量三分之一左右的比例。因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发展，各类文化、知识、信息等越来越迅速、有效、更大范围的在全世界传播，全球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领域相互交流、借鉴和学习，以及人员之间的大量流动，所以，因为制度性分工促使形成的世界贸易格局的规模，在经过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相应地也会逐步缩小。

相反，因为决定和影响商品价格变化的内在与外部因素很多，且不断的发展、分化，再加上制度性分工的发展转变，所以，商品价格市场竞争机制推动的市场化分工，具有多变、不断累积发展壮大的特点和趋势。

所以，决定和影响商品价格形成与变化的市场机制与原理，自然也就应该成为讨论和探究贸易理论的必须、且重要的内容。

在《劳动价值论科学内涵的辨证与拓展》文章中，我们已经论述，劳动量是指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付出的包括脑、神经、肌肉、感官等耗费的生命机能。这样的劳动量才是市场上人们据以确定不同商品之间，及所有商品与货币之间相互交换比例的内在标准、根本性依据。

在社会环境、自然资源禀赋大体相同或相近的条件下，人们生产制造、或获得相同商品所必需耗费的劳动量应该是近乎完全相等的。那么，当用于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单位货币被赋予代表的劳动量一定、且不变时，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相同商品的理论价格、或自然价格也就会是相等、相同。

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社会环境、自然资源禀赋一般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全世界有许多出产石油的国家和地区，但是相比较中东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家，因为地质好、埋藏浅，一般钻井到1500米之1800米即可出油，而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必须钻探到3000米才行，所以他们一口井的出油量有可能是其他国家的几十倍、或几百倍。这样，因为自然资源禀赋丰裕，中东国家生产一加仑石油必须耗费的劳动量就只会是其他国家的几十分之一、几百分之一，自然价格（理论交换价值）也就是后者的几十分之一、几百分之一。如果国际市场上平均生产一加仑石油必须耗费的社会劳动量也就是中东国家的水平，那么，在没有政治、经济等制度限制、左右的自由贸易条件之下，依据这样的自然价格（此时亦即市场价格），可以想象，许多具有一定石油储量、也具备一定生产能力的地区和国家，将会因为各自平均生产一加仑石油必须耗费的社会劳动量过多（在单位劳动报酬相同时，亦即生产成本过高），而被淘汰出世界石油生产供应方的市场，世界石油贸易也因此形成相应的市场分工。

这里主要因为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国家相同产品生产的劳动者，在相同的生产期间，即使在付出等量有效劳动量的前提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存在着差别的经济事实，或许应该用劳动效能的概念予以定义、区别。这与在相同的生产期间，因为劳动者努力程度、技术水平等决定的付出不相等量有效劳动量，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存在着差别这样真正意义劳动生产率概念的内涵，显然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将它们区别开来，无疑有益于更细致、准确的分析、讨论相应的经济事实，为科学理论的建设夯实基础。

犹如现代哲学“语言转向”形成的各哲学派系的一个共同的基本观念：传统哲学对于一些语言概念的定义、内涵的理解和认知的模糊不清、甚至混乱，阻碍了这门学科的发展、进步。现代的经济科学其实不同程度地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

所以，在进一步考察、探究商品的价格如何促使实现市场分工，形成相应的贸易格局的机制与原理之前，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对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收益等一些经济科学领域常用、且最基本的概念作一次厘清、重新阐释。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它的理解和使用明显有些混乱、含糊不清，不利于对经济事实的准确阐释、讨论。

如保罗▪克鲁格曼的解释：“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简称生产率（productivity），既可以指工人人均产量，也可以指每小时产量”，“从整体经济角度来看，生产率——工人人均产量——就等于实际GDP除以参加工作的人口数”[9]418。这也是我们现在最普遍的理解和认知。依此定义，因为处于相同的自然、社会等生产条件下，生产、制造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耗费的劳动量会是相等的，所以，一个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如一小时）付出的劳动量越多（工作更勤奋、更用心，或是采用了更复杂的劳动方式，比如创造性使用了高新技术），那么，它就能够生产制造出更多的产品，他的劳动生产率就会越高。

然而，正如上面提及，假如相同一批石油生产工人，当他们分别中东某油田和我国某油田开采石油的劳作，在我国时，很显然，因为自然资源禀赋的巨大差异，无论他们如何的勤劳、努力，使用怎样的先进科学技术，单位时间内的石油产量，可能远远没有在中东某油田产出的多。这种情形下称谓在中国油田工作时劳动生产率低，完全将他们与那些在劳动时松懈、懒惰，只会使用极低技术的劳动者等同了起来，显然没有准确、公正地反映客观的事实，也不能更精细的考察、分析经济运行中的各种情势。那么，如果将因为自然资源禀赋、或其他自然因素导致的单位生产产量的高低，用劳动生产效能的概念予以定义。劳动生产率概念则应该纯粹而明确的只是用以反映因为劳动者的勤劳、努力状况，以及使用先进技术、工具等因素导致的在单位劳动生产时间内能够付出更多有效劳动量，由此创造、生产出更多产品的内涵。

而且，劳动生产率概念更适合于只用来反映相同种类产品单位生产时间内相同具体劳动生产产品数量多少、成果高低的经济事实。而对于需要比较、反映同一经济体不同经济期间，或是不同经济体相同的经济期间，所有行业全体劳动者劳动生产产品数量多少、劳动成果高低的经济事实，则应该相互区别地使用劳动生产力的概念。因为后者不仅反映劳动者相同具体劳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同时也反映了劳动者掌握生产不同产品的不同具体劳动种类的多少，总之，反映和定义了不同时期、或不同劳动者综合性劳动耗费状况决定的整体劳动生产能力高低相互差别的客观现实。

再有，客观的经济现实中，明显存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国家生产相同商品的劳动者，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相同，各自市场上该商品的价格却存在显著的差别。那么，当我们以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与其市场价格计算的产值表示其劳动生产率时，此时的数据显然没有能够真实地反映不同劳动者实际生产时的劳动状况、或是容易误导人们对于他们生产劳动状况的认知。所以，在以这样的方式计取劳动生产率的数据时，似乎应该考虑纯粹市场价格因素对于变量真值的影响，更何况，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与其市场价格计算的产值额，应该是其劳动生产效益（人均产值、或收益）概念应有的确切内涵吧，尽管它们有时确实也会完全相等。

再回到商品的价格对于商品生产市场分工影响作用问题的讨论上来。基于自然资源禀赋差异的劳动生产效能高低决定的商品市场价格在不同地区、国家的差别，会导致该商品的生产在他们之间作出选择，形成市场分工，构成贸易的前提、基础。

那么，一如刚才我们定义内的劳动生产率因素一般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一个地区、或国家某类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如果高于该商品的社会平均水平，他们就能够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收益；但是如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理论上就有可能被淘汰出该商品的生产市场。之所以只是“有可能”，因为劳动生产率、及劳动生产效能也都只是决定和影响商品价格形成的部分因素。在《劳动价值论科学内涵的辨证与拓展》的文章中，我们业已阐述，影响一种商品现实市场价格的因素，除以上之外，还有不同企业、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对于生产的相同产品耗费的相同劳动量（交换价值本质、或实体），基于各自的生产成本支出会不得不作出、或可以作出不同于实际劳动量的现实衡量结果以适应行业整体的价格水平（或许会导致暂时的亏损），这是一种主观经济行为因素对于商品价格的影响。

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且仅只是基于人们生产该商品时耗费的劳动量决定，或者说，市场上人们仅只是依据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量决定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者所有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比例形成它们各自的市场价格。但是，人们对于生产商品时实际耗费的劳动量进行现实的市场衡量时，大都会受到商品的市场供需数量、效用价值论者讨论着的效用，还有特别是生产商品时实际支出成本的巨大影响。

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领域内，任意商品的（交换）价值，大都可以追溯分解为工资、地租、利息、利润等的形式，在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货币所有者、企业所有者（包括政府、各类资本家、公民个体）等市场主体间实现契约式的市场分配（不公正的分配必定导致剥削的实质）。依此分配的单位商品价值额，其实也就是该商品经济范畴内的经济成本，各部分分配的实际结果也就各自影响着人们对于生产商品时实际耗费的劳动量的现实市场总体衡量，即商品市场价格的形成。

比如，雇佣工人的工资，人们参与雇佣劳动的目的就是需要获得能够购买到满足自己生存和生活的一些基本生活资料，包括抚养小孩、赡养老人等生活费用的劳动工资。假如整个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上述生活费用的最低标准3000元人民币，它所衡量、代表的是3000k的劳动量，那么，即使一个劳动者在参与生产某种商品一个月需要耗费的劳动量只有2000k,那么，劳动力的雇佣者就不得不支付3000元人民币的工资，否则它就会招聘不到所需要的劳动工人。再加上假如市场对于土地所有者、货币所有者、企业所有者的交换价值分配是1000元人民币，最终，市场对于一个月只需耗费2000k劳动量的劳动，作出了4000k劳动量的现实衡量结果。假如这一个劳动者一个月生产出了1000件A产品，该产品的自然价格应该是2元人民币，但市场价格则是4元人民币。由于是市场对于虽然实际只包含2000k劳动量的劳动作出了4000k劳动量的衡量，也就是获得了所有市场主体的默许、及认同，所以，当劳动者拿到3000元人民币的工资，消费者以4元人民币购买到该商品时，就并不存在所谓的非等价交换的理论逻辑矛盾。或许存在经济伦理道德层面的不满、或疑问，“为什么土地所有者、货币所有者、企业所有者要分配到那么多的价值量呢？”对此内容，我们也已经在《劳动价值论科学内涵的辨证与拓展》的文章中作了详尽的论述。

如果世界市场对于该商品单位交换价值量（劳动量）也就是2k、或3k,对应市场价格即是2元人民币、或3元人民币，那么，因为劳动者生活费用，和在其它生产参与要素主体之间价值分配决定了对于该商品单位交换价值必须作出4k市场衡量，对应的市场价格就必须是4元人民币的生产企业，地区和国家，就必然会被淘汰出该商品的生产市场。

当今世界的服装、纺织品等商品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生产，而不是在科学技术更发达、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发达国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后者雇佣的劳动力生活成本太高，以及其它生产参与要素主体价值分配因素的影响，只能给出远远高于该类商品世界市场衡量的平均结果，最终不得不退出这些类商品生产的国际市场。当然，例如上例中的A商品，即使发达国家对于它的交换价值的市场衡量刚刚相等于实际消耗的2k劳动量，对应的市场价格即是2元人民币，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生活成本低，普遍给出的市场衡量是1k劳动量，对应的市场价格即是1元人民币，且这样的结果也就是当时世界市场的普遍现象、平均水平，那么，发达国家也将不得不退出该商品生产的世界市场。

五、绝对成本理论、比较成本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等现代贸易理论的思想探究与底层逻辑的梳理。

基于自然资源分布差异、制度性差异、或者是商品价格差异导致实现的国际商品生产的自然型分工、制度性分工、市场化分工，共同推动、促使国际贸易形势与格局的形成、变化，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总体态势。这应该是非常清楚、非常显然、也是非常基础性的客观经济事实、常识。

我们当今经济科学的教科书中，无论是“绝对成本理论”、“比较成本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还是新近的所谓“新要素理论”等，其实更多、或主要是围绕商品的价格原因导致的产品生产分工，即市场化分工层面进行的分析、研究和讨论。所以，基于此的贸易理论，阐释整个的世界贸易格局和态势的发展变化规律，必定具有某些局限性、片面性。更何况，他们甚至对于商品的价格究竟如何形成和变化的根本性问题缺乏完全的、本质性的认识与了解。

比如“绝对成本理论”、或称“绝对优势”贸易理论，以及“比较优势理论”、或“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贸易理论。前者是依据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关于一个人的天赋、或劳动熟练程度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导致生产成本的差异、及由此引致的分工和贸易[6]7,15。

斯密论述的劳动生产率高低决定生产分工的观点，其基本逻辑在于：如果不同的两个人、或不同的两个生产企业A和B，生产同样的产品，如果前者因为劳动熟练程度等经验、技术性因素决定的劳动生产率是后者的3倍，即意味着在同样的生产期间，前者能够生产出3倍于后者的产品，在人工等生产成本一定时，前者每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就只会是后者的三分之一，这样，他就可以通过不断的降低商品的销售价格将后者排挤到其他的生产行业，形成分工。但是，在国际市场上，不同国家生产同样商品的成本有着巨大的差别。比如上述A、B生产者分别在不同的国家，且因为生产技术和熟练程度不同导致A的劳动生产率是B的3倍，即在同样的生产期间，前者能够生产出3倍于后者的产品。但是如果B所在国家的劳动工资、土地、资本等成本比A低，只有前者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现实经济中这也是存在的），那么，生产者B也就能够不断的降低商品价格，直至生产者无法获得利润，不得不放弃该商品的生产从事其它的投资，实现分工。

此时决定两个生产者单位产品绝对成本的就不再是斯密论述中生产技术和熟练程度所定义的劳动生产率单一因素，而是包括劳动工资、土地、资本等综合成本。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竞争中，这些综合成本最终决定着商品的价格、从而决定着生产者的生产效益（生产利润）。当然，在经济学的实际应用中，也有学者简单地直接将生产者的综合成本的高低用作衡量其劳动生产率高低的指标（广义劳动生产率），这样的使用显然模糊了劳动生产率概念的本真含义，容易导致混淆和误解。

无论怎样决定的绝对成本形成的分工，实质都只涉及因为商品交换价值、商品市场价格因素形成的市场化分工，而完全没有讨论因为自然资源、制度因素决定的商品使用价值形成的分工。所以，建立其上的绝对（成本）优势贸易理论无疑是不完整的、是片面的。

后来，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著作中论述，“葡萄牙酿造葡萄酒，只需八十人劳动一年，生产罗莎，却要九十人劳动一年”，与“按照英国的情况，生产罗莎，须有一百人劳动一年，试酿葡萄酒，也需要一百二十人劳动一年”[7]68。据此论述，与葡萄牙相比，英国虽然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中，都不占有劳动生产率的绝对优势，不过，因为两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也各自不相等，所以，依据这样的相对比较优势，也能够决定两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分工协作，实现相互贸易。

不错，这样的比较优势能够导致生产的分工，但是并不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正如上面的论述，最后总决定一种产品成本的是包括劳动者工资、土地成本、资本成本等综合成本，而不是劳动生产率。在此处李嘉图论述的事例中，如果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狭义）都处于绝对劣势的英国的综合成本低许多，他们完全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优势雇佣更多的劳动者，从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无需和葡萄牙贸易。

本文已经论述，人类进行商品交换和贸易的根本目的、或原始动力，是为了获得不同商品具有的不同使用价值；所以，因为自然资源天然分布差异，以及包括文化差异在内的制度性差异导致的世界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大分工，才是世界贸易最初始的形态、最基本的内容。因为商品生产成本、或不同市场价格差异导致的市场化分工，那应该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只是阐述了贸易理论的部分内容，且存在着许多明显的欠缺。

再比如，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或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一个地区的生产要比在其他地区生产（价格）更便宜，这种商品包含了许多比其他地区更便宜的要素，进而将这些低价商品出口以便换回其他地区生产的相对低价的商品”[8]18，这段论述，应该概括了该理论的基本思想。

依据伯特尔▪俄林论述，劳动力、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造成的各地区商品价格的高低不等，才是导致商品交换和贸易首要、根本的原因。显然，他们同样完全没有讨论、或忽略了因为自然资源天然分布差异，以及包括文化差异在内的制度性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国家各自能够生产完全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这样不同商品的“互通有无”导致世界贸易的最初始的形态、最基本的内容。

而且，虽然他意识到不同地区、国家商品价格的差异会导致相互贸易的结果，也考察了不同自然资源、劳动力的熟练程度和技术、要素成本价格等对于贸易的影响。但是，因为没有深刻的认知商品价格形成的基本原理，或是忽略、没有深入的了解上述影响因素的根本实质，片面的认定是、且只有是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造成的各地区商品价格的高低不等，才是导致商品交换和贸易的原因。[8]26，54,68

至于现在被称之为的标准贸易模型：“社会的生产能力可以用生产可能性边界表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不同导致了贸易的产生”，“一个国家的相对供给曲线由生产可能新边界确定”。[9]114

“标准贸易模型（standard trade model）建立在下面四个重要关系的基础上：（1）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相对供给曲线之间的关系；（2）相对价格和相对需求之间的关系；（3）确定世界均衡的世界相对供给与相对需求之间的关系；（4）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除以进口产品的价格——对国家福利的影响。”[9]115

可是，在经济的现实中，究竟是什么在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呢？是谁在设定不同经济体如何组织不同商品组合的生产？在无数可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中，又是谁在决定着不同经济体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选择、决定它们之间的分工呢？

“在标准模型中，我们假设每个国家都生产两种产品——粮食（F）和棉布（C），而且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可能行边界都是一条光滑的曲线，如图6-1中曲线TT所示。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点所代表的社会实际产出由棉布对粮食的相对价格PCPF确定。在既定的市场价格下，经济体将选择产品组合PCQC+PFQF的最大化水平，其中QC代表棉布产量，QF代表粮食产量。”[9]115

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首先是始于不同国家各自能够生产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不同商品，这是人类贸易的最基本、最初始的内容；其次才是因为各种因素（比如劳动生产率、综合成本、要素禀赋等）导致的不同国家生产价格水平的不同形成的分工促成的贸易。像标准模型中假设所有的国家都生产相同的产品、且只是因为每个国家内部不同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同导致贸易（比较优势理论），这完全脱离现实。而且，一个国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最根本的是由其劳动者数量、资源状况、技术、资本等因素综合决定的，而不是商品的价格。

所谓的“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除以进口产品的价格的贸易条件”，只是反映了不同国家贸易的价值结构状况，只是贸易的结果，完全不是决定不同国家是否贸易的前提。如果两个国家各自生产不同产品，即使两种产品的市场价格完全相同，两国所谓“贸易条件”都处于最恶化状态，他们之间的贸易也会增进彼此人民的福利。

以“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除以进口产品的价格”定义“贸易条件”，且“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结论：一个国家的福利会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而上升，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下降”[9]119。

仅以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与进口产品的价格比例变化的表象，就定义为“贸易条件”改善、或恶化，且牵扯及人们幸福的泛化话题（何为幸福呢？），这是对大众的误导，且容易成为政客操弄的工具。

六、基于商品价值的双效互动贸易模型，逻辑推演、概述人类贸易的发展态势，以及国家、或经济区国际贸易发展变化的整体趋势。

因为不同商品具有的不同使用价值是促使人类“互通有无”商品交换、贸易的初始动力，也是人类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商品贸易的基础形式和内容。

譬如，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历史考证，早在公元前138年我国西汉武帝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以丝绸贸易为主的连接中亚、西亚、南亚，以及亚、欧两大陆的国际交通贸易道路“丝绸之路”就已经形成。

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我国进口了大量我国所没有的奢侈品、珍禽异兽，和国计民生的商品。比如罗马的夜光壁（宝石）、琥珀，印度的象牙、犀角，中西亚的良种马、黄瓜、菠菜、洋葱，等等。我国则向这些国家出口了他们所没有、或稀缺的一些商品，比如丝绸、桃、梨，比如铁器、纸等。

我国如此，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毫无疑问同样是基于不同商品具有的不同使用价值“互通有无”的初衷。即使现在，我国的进口商品中，还有许多因为技术性、或资源性的原因，我们根本无法生产、或不适合生产的商品，比如一些高性能芯片、光刻机等。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大抵亦是如此。

人类所有商品的使用价值，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完全因为商品体的物质属性决定，人类的劳动只是将它们从自然的状态发掘、整理成为可供销售、交易的商品状态，比如材、米、油、盐、矿石等等初级产品。一类则是完全因为人类的劳动属性决定，比如各种服务类商品、科学知识、技术等。还有一类是物质属性和人类劳动属性的效用有机结合形成的产品，比如汽车、飞机、通讯设备等。

完全因为商品体的物质属性决定使用价值的商品，其生产分布也就主要由大自然的先天因素决定，因而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它们对于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另两类商品的全球生产分布，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不同国家的劳动力数量、质量的变化发生着各种结构性的调整，从而决定着世界的贸易格局、态势随之发生相应的演变、重构。

当今社会，世界性的人口流动确实非常频繁，但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数量还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在此方面，劳动力质量的发展变化才是决定其生产状况变化、从而决定世界贸易发展变化的重要、基础性因素。一个劳动力质量的高低，最根本的标志则在于其所掌握的劳动技能、科学知识、经验等决定的劳动能力的高低——劳动复杂化程度的高低。

通过在实际的生产实践中练习、或者通过学习科学知识的系统性训练，一个人能够实现自己劳动的复杂化，从而能够在单位时间内付出更都的劳动量、从事需要相应复杂劳动的商品生产，创造更高、更多的价值，谋取更高的收益。

商品交换价值的实质是其包含的劳动量，货币的本质则是衡量作为商品交换价值本体的劳动量。所以，一个劳动者，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货币量、更高的收入，只有两种正式的途径：一是通过更多的劳动数量，比如更长的劳动时间、更高的劳动强度；二是通过掌握单位时间内能够付出更多劳动量的复杂劳动。一个人的劳动时间和能够承受的劳动强度总是有限的，而复杂劳动却有着相对无限的发展、创造空间。

因此，无论是某个人、还是某个经济体，因为对美好生活的自然期望，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病疫、或者极权的遏制、影响，再或者因为自然资源、以及其他各种先天条件赋予的优渥生活条件驱使的人类惰性，都会选择通过自我改造实现自身劳动的复杂化，据此创造更多的价值。

劳动的复杂化需要一定的学习、实践的过程，因此也就决定了一个人、或某经济体能够生产的商品一般都会经历从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低技术产品、普通技术产品、高新技术、和高级技术产品的相应发展阶段，这样每一阶段的商品生产亦即对应着相应劳动复杂程度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改革开放至现在，随着我国包括科学、文化和技术等社会文明基本要素整体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的商品生产也非常明显地经历着从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低技术产品、普通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过程。随之，我国的出口产品，也由最初的主要出口低端劳动生产的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逐渐过渡到主要以出口更复杂劳动生产的普通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工业制成品。这也是所有经济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贸易发展变化的基本态势。

每一阶段的商品生产对于劳动力的质量（劳动的技能高低、或劳动复杂的程度）都有着相应的要求，这其中科学知识和技术又发挥着基础的、根本性作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也就是凭借他们掌握的先进科学知识和技术，用更复杂化的具体劳动，生产出具有完全不同使用价值的高科技产品，因此才能够在相同的生产周期内创造更多的商品交换价值，获得更高的收入。那么，也就因为这样不同国家分别生产者不同使用价值的产品而形成世界商品生产的分工，和相应的的国际贸易布局。

不过，在全球化时代，人员的流动、文化的交流和全球化的生产投资，只要是社会稳定的国家，很容易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知识、技术和生产经验，实现自身劳动的复杂化，从而参与到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行列。

当全球有着更多的商品生产者具备了生产某种商品的能力时，最初主要因为商品使用价值的不同促使的世界分工和贸易，逐渐的会发展至主要因为商品的市场价格——交换价值驱动世界商品生产分工和贸易的新阶段。

在全球化自由贸易时代，这是显然的事实，当有更多的商品生产者能够以更低的市场价格出售某种商品时，那些只能以更高成本生产此类商品的任何国家的生产企业，如果没有政策性的保护，都会被排挤出局。一直以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就不断的受到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不断增长的高技术产品生产能力的增加带来的商品价格竞争的压力。

国际贸易中，影响某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本国内的商品生产成本；二是货币的市场汇率。

一个国家的商品生产成本，又可分为两类：a、直接的生产成本，比如工资、资本投资成本、税收、利润分配等；b、间接的社会成本，比如劳动假期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各种投资准入许可等。

在决定一国商品直接生产成本的各种要素中，人们的生活成本处于基础的、根本性地位。因为任何商品的生产离不开劳动者的劳动，而社会的生活成本又基础性地决定着人们的工资的最低现实标准——市场对于劳动力商品的最低价值衡量。

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现实就是，更高的国民生活水准也就决定了他们必须对即使是最简单的劳动作出比发展中国家更高的市场价值衡量——支付更高的工资；更长的劳动假期制度、更好的社会福利制度、更多和更高的各种投资准入许可等，则都会通过更长的商品生产的生产周期和其他方式影响投资成本等，最终间接的增加商品的生产成本。而这些又是深受政治、社会民意影响的因素，具有某种“刚性”，只上不下，很难逆势操作、调整。

汇率对于一个国家出口商品的价格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非常显然的，也具有一定的市场灵活性；但是，汇率变动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复杂，甚至会深刻地影响着各种社会既得利益者的经济利益，以及国家层面的政治利益。

美国、欧洲国家货币的高估值和稳定性，这是他们能够成为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的重要前提之一。正是因为美元、欧元和英镑的高估值和稳定性，它们才可能成为世界各个国家的储备货币，他们的各种证券、实物资产才会成为世界资本的购买、投资的对象。美国金融、证券也如此发达，毫无疑问得益于美元的高估值、和稳定性。

然而，正如我们在《货币的购买力和汇率的劳动价值论阐释》（以下简称《阐释》）的文章中已经阐述，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因为币制制度、社会文化等基本因素和现实的市场运行综合决定了其货币的初始币值，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其中既包括因为单位时间内能够生产出更多商品的狭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包括经济体能够生产出更多不同使用价值的不同商品的能力、和更高品质产品的能力），它们的货币的内在币值（单位货币包含的劳动量），会因为一些市场行为（比如竞争导致的商品降价），实现增值，或者因为一些市场的、和政治的因素（比如，市场垄断、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导致贬值。

对于任何一个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家，其货币随着自身经济的发展会发生相应升值的变化其实是必然的、普遍现象。因为，生活成本起点低，社会劳动力却有着巨大发展的潜力，所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他们都可以、常常也会不断的降低商品的价格，这也就促使本国货币完成了隐性的升值。

发达国家因为社会生活成本的升高，时常会相应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其实是促使本国国家货币内在贬值的最直接表现。因为，单位劳动时间（比如1小时）能够付出的劳动量一定时，为这一定劳动量付出的工资越多，则每单位货币被赋予的代表的劳动量也就只会越少，所以货币贬值。

所以，对于当今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有两个方面内在的力量在驱使着他们的货币发生贬值、至少是理论上的可能：一个是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升值导致的相对贬值，一个也就是本国的社活成本等导致的直接贬值。除非他们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他们劳动的复杂化程度的增长，高于以上导致货币贬值的趋势，且能够一直保持这些优势。

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认知受制于我们的感知功能，而且，人类改造、把控自然世界的能力也受制于人类独特生命体的物质特性，所以，人类科学水平的发展总归是有限的，而且能够形成人类日常消费商品的科学技术现在似乎已经达到了将要接近天花板的高度，应该很难再有革命性的突破。

更何况，即使现在的发达国家能够在元宇宙、脑机接口、智能制造等技术上领先世界，但是，全球化的商品生产时代，这样的技术优势很难在他们的本土形成领先世界的商品生产优势，因为包括科学技术等信息在世界传播、扩散很快，再加上他们生产成本的现实劣势。

所以，发达国家已经几乎没有可能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本国劳动的复杂化，以此推动本国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从而内在地实现本国货币的升值，因此根本地改变他们贸易长期逆差的状况。直到全世界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均衡程度，不再存在现在世界的显著两极分化，那么，全世界不发达国家人民对于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就一定会对现有世界经济秩序持续造成各种冲击和压迫力。

在此的期间，发达国家需要改善国际贸易状况、推动本国经济体内商品生产、消费良性循环，维持人民生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否则，他们的经济持续失衡和恶化不可避免，由此不仅会导致本国的各种经济、社会的混乱，而且，因为他们的经济和作为世界储备的货币对于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力，毫无疑问，这样的状况必定将会波及全球，直至最终将全世界拖入经济、社会的大危机中。

现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管理者，能够现实、有效、且不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是根本、长效的基础保证）地可采取的应对方案其实只有一个：对于金融市场的汇率进行科学、规范的管理和引导。

像现在美国这样，试图只是通过增加外国税收、或运用政治和军事的霸权，再或者将某些主要国家（比如中国）经济隔离在自己的市场经济之外等的任何举措，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全世界不发达国家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本能性的巨大冲动——就算他们形成自己的经济圈子，自觉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的脱节、隔离，那么，他们的人民享受不到来自世界的更便宜的商品，为了生计，人们从此也就会变得更加的紧张、劳累，现有生活的舒适、幸福感同样将会不复存在。

上世纪的世纪经济大危机促成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改变了人们对于政府完全放任市场的陈旧观念，通过加强金融业的管理、放弃金本位，完善社会保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遏制市场恶性竞争，财政支出和分配的宏观干预等，破除了自由主义经济的一些迷信。那么，在新的世纪一场大危机尚未爆发以前，我们现在需要运用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自觉、理性的摒弃至今仍然弥漫于金融市场的经济自由主义（需要阐明，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或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是同一的理念范畴，前者更像是戴着“自由”花冠的另类经济极端主义）的迷惑。

过度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这是马克思和列宁等思想者已经论证、且在迄今的世界各国的经济现实中被广泛证实的真理。当今世界金融市场一些金融资本的垄断性地位，正损害着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其实也在损害着金融资本自身的发展。

可是要改变这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是，这已经不再只是发达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领导者、管理者和经济的参与者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因为这样“金融市场的革命”必定会涉及世界所有国家、各个经济体、各种资本利益集团，甚至包括每一个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所以需要大家的理解和共同的参与：

a、在《阐释》文章中，我们已经论述，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并不必然是货币贬值、或高估的结果，但是，在商品价格因素主要决定世界贸易格局的阶段，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被低估的相对反应。从这个角度推断，因为我国已经有长时期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则相反，所以，我国的货币事实确实在不断的升值着，美元则是在不断的贬值、或相对地贬值着。

要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贸易失衡状况，科学、或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促使其货币价值的理性回归（合理的贬值）。这当然会引致这些国家物价的上涨、生活成本的增加、财政支出增加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影响依赖商品出口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与因此可以避免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相比，这些只不过是成长的烦恼而已。

b、包括世界许多国家政府、个人、投资机构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将会因为美元价值的贬值而承受相应的汇兑损失。这些外国的美元等发达国家资产的持有者，也是发达国家本土以外促使他们的货币价值高估、稳定的重要力量。

个人和一般投资机构为了增值、保值和资产投资的利益持有外国资产的行为，大多会自动地随行就市调整自己的金融资产，并不会构成市场变动的显著阻力。不过，为了以商品出口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还有为了持有美元等国际资产避免类似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的事件在本国发生，各个国家的政府却有着主观上的故意，保持本国货币的低估值，甚至动用一些政治的、市场的力量阻止货币升值。

在《阐释》中，我们也已论述，一个国家通过刻意低估本国货币价值，以此促进出口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大多数不能很好的平衡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长期发展和短期发展的关系。为了世界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大家需要在思想观念上做一些调整和转变。

上世纪的亚洲金融危机警醒着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持有足够外汇储备的必要性，不然本国金融市场很容易遭受国际金融大鳄的狙击，导致经济的混乱、衰退——这应该视作当今世界金融管理的重大漏洞。因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既然没有法律禁止，国际金融大鳄才至于可以明目张胆地为了一己之私利狙击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完全无视千千万万家庭的破碎、社会的动荡，这样不啻于强盗的行径，却可以心安理得。当然，他们能够得逞，其实是因为许多国家的金融、经济本身已经出现了很大的缺陷、失衡，这样一些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的冲击事实上也促使这些国家实现了相应的调整、改革与完善。

然而，人类社会的文明就是在人类理性的统率下，不断地实现大自然等外界事物和人类自身的发展变化最大可能的可控性，由此创造各种物资条件和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现代社会文明中，各种经济的、社会的不合理、不和谐，更是完全能够、亦应该在人类理性的指导下，在可控的态势下实现完善、改变。而不应该任由各种投机者为了自己的私利，横冲直撞、肆意妄为。

所谓的“为了私利促进别人利益”的斯密时代的观念显然已经过时了，人类的理性已经发展到能够在“为了别人的利益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更高级阶段。

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现在也完全可以看见了，那也只不过是一双双隐藏在市场后面的人类的各种“利益抓手”。既然是人类自己的手，就应该能够自律、规范。

c、会损害全球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业资本，但是有益于在发达国家投资的产业资本，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d、可能导致世界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引致世界性经济的扰动、震荡。这并不是不可避免，只是需要大家理性的认知和协同配合。

e、导致发达国家金融及证券市场的震荡和调整。犹如摘除生命体内的肿瘤必须的流血和躯体切割，为了生命的健康长久，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血淋淋的现实。

七、结束语

哲学是科学之母。然而现代哲学的发展却显现出针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叛逆性——否定真理、否定理性，认为它们很独断。

然而，我们无法否认，人类生命需要阳光、需要氧气、需要食物，人类生命有生必有死等等客观事物形成和发展的各种必然性、规律性。它们都是如此的独断，人类也都无法改变，只有顺应。

为了获得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人们相互之间需要进行各种商品交换，各种商品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着它们之间的交换比例——交换价值、市场价格。这样，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共同推动下，决定着各个国家的商品生产、交换和彼此间的贸易，决定着经济的发展，这就是经济世界的基本规律。人类只有顺应着这些规律才能够在可控的状态下实现世界经济的有序、持续发展。

客观地认知事物发展的规律无疑需要智慧，然而，自觉地遵循规律行事，且能够科学、合理地运用规律改造事物更需要决心和勇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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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图尔▪特埃尔登 《领土论》冬初阳 译，时代文艺出版社，长春，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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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 译，华夏出版社，北京，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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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保罗▪克鲁格曼,罗宾威尔斯《克鲁格曼经济学原理》，赵英军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9。

[10]索贝尔 等著，《经济学：私人与公共选择》王茂斌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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