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票号不能成为银行的原因(晋商票号为什么从没发生过冒领)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晋商商帮明朝时兴起，清代成为实力最雄厚商帮。

晋商商主要商业形式有船帮，驼帮还有票号。其中船帮，驼帮是贸易，贩运业务。《乔家大院》已经拍成电视剧但是太古家的曹家大院比乔家还要大许多，骆驼就有3万多头，船帮主要面对日本贸易。随贸易业务越做越大，走向资本市场，金融业就成了必然，也就发展出来了后来的票号金融业务，但是“票号”为什么成为后来银行？

票号，商品经济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产生以货币为经营的行业，就是票号。它的汇兑业务,只面向钱庄而面向一般商人，也就是银行的银行。票号遍布全国,因而解决了异地商品交换的支付和清算问题。票号经营大多采取独资或合资的无限责任制。票号的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出资者为银股, 出力者为身股”。银股是财东的出资, 包括正本和副本,即名义资本和实际资本。身股指票号的顶身股即人力股。总号的经理及有贡献的店员, 允许其人力入股,参与分红“。此办法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相似”。经理选拨要德才兼备，即人品道德是一项重指标，非kpi量化考核。

银行，银行是按照西方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新式金融机构,虽然产生很晚,但由于其先进性,后来居上,成为近代重要的金融机构。银行实行股份制， 通过发行股票、吸收社会资金,将分散的有限的资本, 聚集到公司，形成行之有效的资本。银行将所有资本分为若干等分, 人们通过参股多少为依据分配利润，承担风险。股东所持的股份越多, 分配的利润越大, 但相应承担的责任就越大。这样, 股东们的个人利益和银行整体利益就结合起来, 股东及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得到提高，银行的效益也就好起来。股份制实现了银行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任何股东包括拥有绝对份额的大股东也不得干预银行的运作和经营。股东以货币财产等实物出资, 并以出资额为限对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而不需要负担超出出资额的部分，即有限责任。股份制下不允许以劳力等出资入股。

可见票号和银行从制度层面上就不同，后者更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对于经理的选拨主要是来源于业绩的考核，而票号的经理选拨道德是重要指标，而道德会因压力而变形甚至崩坏，在清末人们处于集体大绝望的状态下，本来德才兼备的票号的经理卷款潜逃、弃职回家、侵吞娠灾款、建“老鼠仓”。被人文学者热情讴歌、津津乐道的号规，如禁止亲友浮借、上不准偏袒、下不准放肆、不准奢侈浪费、不准私分厚道、禁食鸦片、不准赌博游娼等，也随着管理不善渐渐被遗忘。还有就是无限责任有和有限责任。票号的无限责任制，令东家一旦亏损、倒闭就会倾家荡产，而银行的股份制有限责任的，不会影响到参股之外的资本。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票号业务发展到了顶峰，但清政府风雨飘摇，外国银行潮水般地涌入，江浙银行不断增加，火车轮船开通，邮政交通的进步使票号业务减少。遗憾的是，1896～1916年间，山西票号三次面临合组现代银行的历史机遇，均告失败。1896～1904年间，官办银行处于初创期，不少官办银行希望票号参股重组银行，却遭婉拒。如1903年，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曾邀请山西票号商人经办天津银行，晋商婉拒;1904 年，鹿傅霖出任户部尚书，筹办户部银行，曾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出人参与筹备，也遭婉拒。1905～1911年间，以分号总经理为主的票号内部者提议，将山西票号合组为银行，但遭到总号反对（李宏龄等建议合组银行，毛鸿瀚认为是夺权事件）。1912～1916 年，各票号迫于生存压力，通过向外资银行、同蒲铁路、保晋矿务公司及北洋政府借款等形式筹资合组现代银行，但因资本不足而未成功。最后山西票号消亡了。

有人说山西票号时运不济，遇上社会变革，清政府的衰落导致山西票号衰亡，但熟不知金融是一种协作形式，本质是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是与集权专制相反的方向，山西票号们的精英们应该在历史的锤打中明白过来，而他们并没有，整天想着“学而贾则优”，宁可回家挣钱也不做官。同样是社会动荡，194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华尔街的摩根银行，承担了“中央银行”的义务和责任，为市场提供了最珍贵的流动资金，独撑危局。山西，易守难攻，直到1937年之前，几乎没有遇到过战乱。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当时的中部经济中心汉口、东部的苏州、杭州的工商业，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八国联军进北京，对于北京的银号、当铺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票号尽管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动。而票号在几次大的战乱后得到的商业利益，更是远大于战乱造成的损失。而长三角的浙江、江苏商圈，苏南、杭嘉湖平原的民间企业，在几经战火摧毁之后屡仆屡起，这种创业精神，到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第一家日升昌票号的出现是因为白莲教起义阻断运银道，现银装鞘改成了票号汇兑。

山西票号不同于银行，最终也没有转变为银行，思想封闭是最根本的原因，晋商们没有很好的认识当时的世界变革，更别说有政治觉悟的参与，而是选择了逃避。关于逃避不禁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面对的事情，大都是不了解的，是要害怕而逃避？还是狂妄自大，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而拒绝认知？先人已经说的很明确了，面对不了解事情要“藐视”，就是要自信，而在问题具体处理的时候要“重视”，即要紧张，要谦虚谨慎。

山西票号的衰落这件事情个人有什么启示呢？社会变革历史机遇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尽力去参与，也许是瞎掺和，和稀泥，但是对错好坏是由历史去判断的，若干年以后当时认为对的事情，可能就是错的。但是，如果选择逃避，势必会历史大势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