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8月11日讯（记者 黎旅嘉）17年老牌基金公司益民基金前总经理遭罚。

8月11日，北京证监局公布对益民基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9号）以及《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3号）的有关规定，综合违法事实，北京证监局对时任益民基金总经理康健给予警告，合计并处六万元罚款。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网站

事实上，这次处罚只是近两年来益民基金深陷诸多“风波”中的一桩。近两年来，益民基金可谓麻烦缠身。2005年12月，益民基金成立，从成立年限上看，是老牌公募基金。但成立17年来，无论是2014年至2015年的短暂牛市，还是2019年至2021年的公募大扩容，益民基金管理规模都在一路缩水。如今，仅有赵若琼1名基金经理、6只基金产品，这一极端现象在公募基金业也实属罕见。截至二季报，公司管理规模仅为11.83亿元，被同期成立的公司远远甩在身后。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公募基金行业高速发展，规模直逼26万亿元，但也有一批小型基金公司始终未能找到突围之路，在多年苦苦挣扎之后，因经营无果几乎沦为“空壳”公司。此前，《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的出台，为“空壳”基金公司的市场化退出提供了新的路径。

益民基金遭北京证监局处罚

根据北京证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2018年8月4日，益民基金召开2018年第一次股东会，选举纪小龙、窦仁政、刘影、康健、梁雪青、徐经长、李萍7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其中康健、窦仁政、徐经长以及李萍4人为新任董事。该次股东会后,益民基金董事变更超过董事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同日,益民基金第三届董事会，选举纪小龙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原董事长翁振杰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

依据《信披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益民基金应当在两日内编制临时报告书，公告上述董事长变动及超过百分之五十董事变更事项,但益民基金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根据《高管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益民基金应当自原董事长翁振杰离任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审计报告报送中国证监会，但益民基金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报告义务。

依据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公司公告、审计报告、情况说明等证据在案证明，足以认定：

董事长变动事项、超过百分之五十董事的变更事项，属于《信披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的重大事件，益民基金未在规定时间内公告，违反了《信披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构成《基金法》第一百三十一条所述“不依法披露基金信息”的情形。益民基金未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董事长翁振杰的离任审计报告，违反了《高管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高管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所述“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报告义务”的情形。

康健时任益民基金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工作,未勤勉尽责，是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北京证监局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基金法》第一百三十一条、《高管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

一、关于益民基金未及时披露董事长变动及超过百分之五十董事变更事项，对康健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罚款。

二、关于益民基金未及时报送董事长离任审计报告事项，对康健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罚款。

综合上述两项违法事实，对康健给予警告，合计并处六万元罚款。

事实上，就在几个月前，3月25日，益民基金披露的基金年报显示，因该公司2018年未及时披露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事项，未及时报送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审计报告，证监会于2021年8月31日决定对该公司立案调查。

公开信息则显示，2018年，益民基金时任董事长翁振杰、总经理黄桦于9月10日离任；康健则于5月8日、9月10日分别任职该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一职，后于2021年12月30日离任。就在2022年6月30日，益民基金发布公告，宣布由王明德担任该公司新任总经理，此前任南华基金副总经理。

益民基金高管变动一直比较频繁。2009年4月，首总经理刘义鹏离任；2010年，第二任总经理祖煜任职1年不到离职；2011年1月，第三任总经理雷学军上任；至2016年1月，又迎来第四任总经理黄桦；2018年9月，黄桦因任期届满离任后，再迎来第五任总经理康健，关于2021年12月30日离任，公司董事长党均章代任总经理。王德明则是第六任总经理。

更早之前，一则“公募基金前总经理状告原东家讨薪”的消息也在业内流传。3月21日，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披露了黄某与益民基金的劳动争议二审民事判决书。

判决显示，黄某于2016年1月1日入职益民基金公司并担任总经理，约定月薪12万。2018年12月27日，黄某以益民基金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因此双方发生诉讼。

经营情况长期不佳

不难发现，近两年来，益民基金可谓麻烦缠身。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年来中小基金公司“逆水行舟”面临的压力。

此前，大成基金总经理谭晓冈就表示，当前公募行业的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产品布局日趋同质化，产品发行数量越来越多，上万只基金产品给投资者选择造成较大困扰。在此模式下，行业已经形成较强的“马太效应”，中小基金公司想弯道超车变得越来越难。

公开资料显示，益民基金成立于2005年12月1日，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注册地为重庆市。大股东为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出资6500万元，股权占比为65%，中国新纪元有限公司出资3500万元，股权占比为35%。

而Wind数据显示，当前，益民基金旗下仅有基金经理1人，基金产品6只。截至二季报，公司管理规模为11.83亿元。而从业绩上看，今年以来，截至8月10日，益民基金旗下6只基金的年内净值整体回撤均在10%以上。其中，益民品质升级，年内净值跌幅就超过24%。

数据来源：Wind

进一步来看，伴随着2018年末，益民多利债券的清盘，益民基金的产品数量开始下行。2020年是益民基金的清盘大年，当年清盘了3只基金，益民基金的公募产品降至6只。

数据来源：Wind

成立17年来，无论是2014年至2015年的短暂牛市，还是2019年至2021年的公募大扩容，益民基金管理规模一路缩水，未出现反弹迹象。如今，仅有赵若琼1名基金经理、6只基金产品，这一极端现象在公募基金业也实属罕见。

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势在必行

中基协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5月，我国境内合计153家公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了9872只公募基金产品，上述产品资产净值合计26.26万亿元。在这一数据背后，公募基金的两极分化也愈发明显。

以管理费为主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小型基金公司的生存状态不佳。而益民基金以及其子公司国泓资产，在重庆国际信托的2021年报中就被开了“天窗”。

数据来源：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报告

与益民基金成立之时的2005年不同，如今，公募牌照数量已增长数倍，公募基金“壳”价值不断缩水，近几年认输“出局”的基金公司股东并不鲜见。在业内人士看来，“优胜劣汰”是每个行业都需要经历的过程，公募基金行业也不例外。

此前，《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的发布，就为公募基金管理人的市场化退出提供了路径参考。具体来看，允许经营失败的基金管理公司主动申请注销公募基金管理资格或者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实现市场化退出。

此外，新规之下，对于券商机构来说，原本受限于“一参一控”的券商资管，如今申请公募牌照不再受限。险资机构同样也在加快在公募基金上的布局脚步，旗下基金管理公司陆续成立。此外，多家外资公募的业务布局同样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公募牌照红利虽在逐渐消逝，但依旧具备一定价值，寻找新股东、并购重组或是行业资源整合的较佳方式，但其中也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公募基金行业处于高速发展期，股权估值相对较高。大基金公司如果选择并购，要支付牌照溢价，但其本身已拥有牌照，小基金公司要有足够的特色才具备吸引力。此外，建议监管层进一步明确强制退出机制，从保护投资者根本利益出发，对那些提供低劣投资服务的基金公司予以强制退出。”

本文源自财联社记者 黎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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