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原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原因有哪些)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览

近十几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量达到23525.9亿美元，较2008年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1839.7亿美元共计增长了11.8倍。我国直到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才突破万亿美元，达到10978.6亿美元。而“十三五”时期，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就增加了12547.3亿美元，就已经超过了2015年以前若干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这表明我国对外投资的意愿、能力及资金供给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

从历年对外投资净额看，2016年以前年对外投资净额呈逐年增长态势，由2008年的559.1亿美元持续增长到2016年的1961.5亿美元，但2017-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出现下降，同比分别下降了19.3%、9.6%、4.3%，2019年降至1369.1亿美元，到2020年有所反弹，达到1537.1亿美元。2017-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一是对美国等部分国家直接投资下降，主要是由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推迟或阻止中资对美国企业的收购；二是我国政府汲取“十二五”期间外汇储备下降过快的教训，加大限制资本外流的力度，强化监管引导企业“走出去”更趋理性。2020年的反弹，表明未来政府强化监管并不会改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增长态势。

从投资地区构成看，中国对外投资区域不均。2019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14602.2亿美元），大约占2/3；亚洲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12753.6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量的58%。如果剔除在中国香港和澳门的直接投资部分，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总量仅有9136.7亿美元，还不足1万亿美元！而美国境外直接投资总量达到9.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境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0.2倍。可见，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与美国境外直接投资相比，差距甚远，这需要我国政府和各类所有制企业学习美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提升境外直接投资能力。

进一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国别结构，会进一步显示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短板。201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构成中，除了中国香港占58%以外，列第二和第三位的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总量分别为2761.5亿美元和1418.8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2.6%和6.5%。事实上，中国对这两个“岛”的投资相当部分是国内资本为享受其税收优惠，或转移国内财富，或化身“外资身份”再返回国内。例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都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若再剔除这两“岛”的投资，就只剩下了4956.4亿美元，还不足5000亿美元！美国2020年境外直接投资资产就净增了4969亿美元，也就是说，相比之下，我国真实的境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量仅仅与美国境外直接投资一年的净增加量相当！

继续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构成。其中，美国778亿美元，占3.5%；新加坡526.4亿美元，占2.4%；澳大利亚380.7亿美元，占1.7%；英国，170.4亿美元，占0.8%；印尼151.3亿美元，占0.7%；德国142.3亿美元，加拿大140.9亿美元，俄罗斯128亿美元，这三国大约都占0.6%；在泰国、越南、韩国、南非、法国等五国的直接投资占比大约为0.3%；日本仅有41亿美元，占0.2%；新西兰24.6亿美元，占0.1%。上述这些国家是对外直接投资国家中占比靠前的国家。遗憾的是，除了俄罗斯等个别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是美国及其盟国！

再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201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7340.8亿美元，占33.4%，也就是约占1/3；批发和零售业2955.4亿美元，占13.4%；金融业2545.3亿美元，占11.6%；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2022.1亿美元，占 9.2%；制造业2001.4亿美元，占9.1%；采矿业1754.0亿美元，占 8.0%；这六大行业合计占比达到85%，其他行业投资合计占比为15%。

附表1 2008-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流量及流量增速

附表2 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别（地区）构成

二、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政策建议

首先，加强对外投资的安全保护。除了美国及其盟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大多都是相对的小国、弱国、穷国，很容易受到来自美欧的影响、操弄甚至支配控制。我国资本，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前往这些国家投资，仅凭自身力量，根本无法与美欧资本及其背后的美欧政府力量抗衡，投资所面临的国家政治、社会、军事等因素引起的安全风险较大。因此，我国需要以政府为后盾，加强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保护。例如，2021年9月5日和9月10日，非洲的几内亚和刚果（金）就发生政变，其中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要求重新评估前任与中国签署的采矿合同，这些政治变局对中国在几内亚投资高达150亿美元的西芒杜铁矿石项目，对中国中铁和中国电建等中资企业与刚果（金）国家矿业总公司签订的包括基建、矿业和水电站等在内的“一揽子”合作项目，均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和经营风险，若没有妥当处理将带来较大经济损失。而造成这两个非洲国家政局动荡的背后都躲闪着欧美国家的身影，是欧美势力处心积虑企图搅黄中国在非矿业项目的结果。类似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事例很多，如2011年华为迫于美国政府压力放弃收购美国三叶系统公司；2021年中国中广核集团宣布撤资英国欣利克利角C核电项目等。

其次，加强对“伪投资”、“伪外资”、“伪旅游”、“伪遗漏”监管。中国对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和源自这“两岛”的外资，相当部分是国内民营资本为避税或为转移财富到“两岛”旅游。相关职能部门可以对应采取措施，加强监管，既开发税源，又遏止不良财富转移行为。另外，还需要加强对“伪旅游”的监管。历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自2014年，我国旅游项下的逆差惊人，2014-2019年期间的逆差分别达到1833亿美元、2049亿美元、2057亿美元、2193亿美元、2368亿美元、2188亿美元，连续多年高额的旅游项目逆差，不太正常，不排除其中存在相当部分借出国旅游之名行非法转移财富之实。还有连续多年出现高额负的净误差与遗漏项，2015-2019年，净误差与遗漏分别为-2130亿美元、-2295亿美元、-2130亿美元、-1787亿美元、-1981亿美元，连续规律性单向出现高额负向的净误差与遗漏，不排除存在较大规模的非法地下转移财富现象。这些外汇财富流失漏洞都有待相关职能部门加强监管，发掘税源，也减轻其他方向财税压力。

第三，各类投资主体提升境外投资国家风险管理能力。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企业到境外投资，充分做好投资对象国的国家风险评估及防范预案，积极吸纳优秀年轻国际性人才，提升企业的外交、外汇风险管理能力。国家一方面鼓励各类投资主体积极理性境外投资，另一方面也需采取措施限制以对外投资为名行转移财富之实，民族资本走出去是为了更多地流进来，所以既要鼓励各类资本更多地走出去，到更多的国家去投资，又要引导走出去的资本能都带着利润、经验及海外人脉资源更多地回流国内，形成走出去-走回来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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