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先生：一个炮制5·19行情的文艺青年

股市庄家，一群玩着收割散户游戏的大户们的统称。自1994年8月以来，中国股市庄家林立。他们可以随意看到散户们的底牌，犹如开启上帝视角般，操纵散户于鼓掌之间。

那些年，A股仍是一片野蛮生长的江湖。从当年的银广夏、亿安科技到德隆系旗下的湘火炬、啤酒花和合金投资。那些妖股丛生的岁月，诞生了无数庄股大佬。

当年，《财新》社长胡舒立还是《财经》杂志的一名记者。那时年轻的胡舒立也许不知道，在2001年1月那个普通的日子，她的笔下即将诞生中国股市史上一篇前无古人，后也不可能有来者的报道。

这篇报道的主人公可能是中国A股最有名的庄，吕梁。

比起吕梁这个名号，散户们更熟知的可能是K先生的称呼。那些年，每周发行的《证券市场周刊》杂志上，吕梁以K先生的笔名接连发表4篇《世纪末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对话》的专题文章。

文章高屋建瓴，既有技术理论分析，又夹杂着宏大叙事与家国情感，一路唱多中国，唱多行情。这种寓情于理，情理交融的文风，一问世便在那个诸多专业人士不看好中国市场的论调中横空出世。

日后回溯这段历史，这种说理中夹杂着煽情，煽情中撩拨民族大义的文章最能击中股市散户的下怀。

1999年5月8日，吕梁的第四篇对话系列文章发表后，中国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炸。到处都是上街游行的学生和工人，民族情绪高涨。而股市则开始震荡，但随后的5月19日，沪深两市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发生井喷。“5·19行情”的大爆发则使K先生——吕梁坐实了“中国第一股评家”的名声。

平心而论，吕梁在《证券市场周刊》的这几篇文章的确大气非凡，技术中透露着理想主义的才华。当时有散户好奇K先生是何方神圣，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官方笔杆子，奉旨办事。

但其实，笔锋犀利的吕梁靠的是真才实学。

把时间线拉长，80年代中期的吕梁还是一个文人。他写过小说、戏剧，还出版了不少纪实性图书。同时还为一些报纸充当自由撰稿人，1992年5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刊登了他的系列文章《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

1992年深圳“8·10事件”爆发，他在深圳交易所待了几个月，写下《百万股民“炒深圳”》的报道。这篇报道让吕记者名满天下，一时间各大报社约稿不断，洛阳纸贵。

但在深圳走过一遭的吕记者被资本与财富激起的热潮所感染，过惯了文艺青年苦日子的吕梁终于意识到：金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春药。

于是，吕记者开始淡出文化界。先是搞了咨询公司，后来自己找了些资金开始投资。但文人出身的吕梁不善投资，尤其是那个年代凶狠的短线炒作。他唯一仰仗的就是自己犀利的股评，渐渐地他的身边聚拢起一些大户，这些大户经常为他的投资事业提供资金。

但那时的吕梁，前前后后的炒股已经亏损了近1000万，一连串的亏损压力山大。

但上帝往往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还会打开一扇窗。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亏得快要放弃的吕梁在1998年的那个深秋，与来自深圳的朱大户相遇了。

2.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感谢朱焕良

深圳大户朱焕良，早年间在工地开渣土车，他农民出身没什么文化。后来靠着倒卖国库卷和认购股权证掘到了第一桶金。后来成立深圳英泰投资咨询公司，他与吕梁不同，他擅长短线，选股眼光毒辣。

嗅觉灵敏的他被人称为股市朱大户，在沪深两市的散户中很有影响力。当时有散户过年贴春联称“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感谢朱焕良。”

朱大户是沪深两市最早的亿万富翁之一。但没承想，1997年的爆发的一场禽流感，彻底让朱大户生平第一次被套牢。

1996年前后，股票坐庄风潮四起。按捺不住的朱焕良选中了来自深圳的股票康达尔。

康达尔本是深圳的一家养鸡公司，1994年11月在深圳上市，香港70%的活鸡全靠它供应。朱焕良跟深圳当地的一些领导相熟，自认为有坐庄的便利。于是在二级市场上购入了90%的康达尔流通股。

但中国有句古话，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老祖宗们早就意识到，那些活蹦乱跳的活物比不上土地和田产的抗风险能力强。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朱焕良每天在5000多万康达尔流通股上睡大觉时，H5N1禽流感爆发了。

康达尔的股价从15.4元跌到了7元多，跌幅达到·了50%。手握5843万康达尔流通股的朱焕良心里拔凉拔凉的。康达尔公司的5万多只鸡一夜间全部得鸡瘟而死，更有无数被怀疑感染禽流感的鸡被扑杀。

紧接着，香港特区政府便宣布全港戒鸡。消息一放出，朱焕良的2亿元便彻底被套牢。他那时时常对友人讲，自己是全深圳除了那些鸡以外，最可怜的人。

朱焕良天天在自己的豪宅里叹气，那边的吕梁也在北京一筹莫展。结果，朱焕良有个朋友给他出主意要他去北京找找K先生。

在北京，酒过三巡之后。理想主义的吕梁便振振有词地讲，“自己要做中国的巴菲特。”他想搞一个私募基金，不搞短线，只做价值投资。

那边没文化的朱大户一听，顿时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他告诉吕梁自己愿意入伙出资，前提是希望王吕梁帮他从康达尔里解套。

吕梁那时对朱焕良有所耳闻，其实在圈子里，朱焕良这个人名声并不好。他之前几次和机构联手都背信弃义，中途离场。

但此时的吕梁负债累累，太需要一次翻盘的机会了。他分析后认为，康达尔虽然是一只“病鸡”，但流通盘小，收购成本低，炒作起来比较容易。

于是1998年12月13日，吕梁跟朱焕良签了一个为期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

吕梁负责组织资金接下朱大户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股，而朱大户必须配合长期锁仓，还必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康达尔公司的控制和重组，将康达尔打造成“金融加高科技”的投资控股公司。

同时，朱大户当即承诺日后无论股价怎么上涨，他都将以13元的协议价向吕梁转让手中的股票。

就这样，一个被股市套牢2亿资金的炒家和一个负债2000万的职业股评人开始合作了。

3.万千股民炒科技

吕梁派出手下，中国股市第一操盘手的丁福根去四处融资。丁福根号称股市天才，他对吕梁的理论深信不疑。他接连飞往上海、深圳，与各地的营业部洽谈委托理财业务。

丁福根找的这些人都是吕梁之前的债主，这些债主也很有意思。明明都知道吕梁欠着他们几百万的债务，但一听到这个计划，还是愿意把钱交给丁福根。

当时的中介费是15%，高的离谱。但也正是在这个高息的诱惑下才特别顺利。营业部介绍来了不少资金方，吕梁用这些钱去买朱大户手里的股票，然后把股票再抵押融资。

如此循环往复，到1999年的3月前后，丁福根通过投资理财、合作协议、抵押贷款等各种形式，与各色人等共签下100多份协议，融进3.98亿元资金。吕梁用这些钱，先后从朱大户手中买下1300万股，并转托管了1700万股，完成了控盘3000万股即50％的既定建仓目标。

同时，为了规避个人持股达到5％就要举牌公告的法规，丁福根先后动用了1500个个人账户，这些账户八成以上是由各地证券营业部以每张股东卡190元的价格卖给他的。

当时康达尔这家垃圾公司的股权结构是这样的，近6000万股都在吕梁手里，外面只有1000多万股。所以拉抬股价很简单，但问题是该如何脱手这么大的持仓量。

于是1998年12月起，他们就在股市上画图了，遥控各个营业部买进卖出，制造股票交易的假象。他们经常同时打通两家营业部的电话，同时指挥比如多少钱，多少股，然后两家营业部一个出钱一个拿股票，就在这个价位上成交。虽然股价稳步攀升，但没有股民参与，根本就是自娱自乐。

此时，吕梁开始化身股评师K先生。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那4篇刊登在《证券市场周刊》上的《关于世纪末中国资本市场的对话》的系列文章。

随后的5·19行情，沪深两市一路井喷。吕梁疯狂拉抬康达尔股价，从20元涨到36元，到1999年7月，已经涨到了40元。

8月，吕梁在《中国证券报》上组织了一个整版文章，全面介绍“重获新生的康达尔”。文章宣称，康达尔已完成了重大重组，将涉足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通过项目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以及其他资本运营手段，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投资控股公司。

5·19行情一炮打响，它为中国散户带来了互联网浪潮。吕梁深知科技成长的重要性，于是将康达尔改名为中科创业。

这个名字一听就是科创领域的公司，在A股市场不到800支的股票里甚是抢眼。“中”字给散户以诱导，隐隐透露着跟国家或者中央有关；而“科”字则是吕梁找的一个傀儡董事长，这个人在科技部下面的一家研究所找工作，但金灿灿的科技部工作履历方便包装。

此时吕梁决定玩一盘大的，他开始组建中科系。

2000年起，他通过受让法人股和直接购买的方式，成为中西药业和岁宝热电等企业的大股东。

据说，那时出了名的吕梁只要往营业部一站，往他身上靠的投资人络绎不绝。那时出资额少于1000万的投资人，吕梁都不爱搭理。

接着又是一连串的舆论炒作：锎252中子癌症治疗仪、西北苜蓿科研院、中国电子商务联合网、天威数据网络、中国饲料电子商务。

每一个概念被投向市场时，中科创业的股价便上涨一波。中科创业还曾连续26个月被权威媒体列为投资风险最小的10只股票之一、可以放心长期持仓的大牛股，甚至入选道琼斯中国指数，成为当时受人追捧的香饽饽。

知识分子出身的吕梁此时并没有高位套现，转身离场。这与一些股市割韭菜的老庄并不相同，他开始不断去买入其他中科系下的股票，希望筑起自己“中科系”的帝国。

这种想法类似于大洋彼岸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他表示，“自己要做东方的巴菲特，成为股市的‘善庄’，不割散户，而是带着散户一起赚钱。”

从事后的角度看，颇具理想主义的吕梁给自己选择了一个天梯难度的任务。他在拉高股价之后，还需要不断的抛出利好消息稳住急于套现离场的散户。这样他才能拿下更多公司的股权去搭建他的“金融大厦”。

但事与愿违，理想主义的吕梁遇上了心怀鬼胎的朱焕良，文人的理想主义遇上了农民的小农情结。故事的结局早在开头便已写好，这注定是一个关于背叛的剧本。

吕梁一边在股市里冲锋陷阵，但另一边的朱大户开始盘算着自己的小算盘。与吕梁合作时，两人签订了一份5年内朱焕良必须锁仓的协议，但朱焕良眼看着原来的康达尔股票从亏损2亿到获利10亿，心里痒痒的不得了。

但还有3年的等待，这对于朱焕良是一种煎熬。

2000年5月，鏖战正酣的吕梁接到丁福根的线报，市场上出现一个不明抛家，每天都在1500万元左右。而据丁福根判断，此人非朱大户莫属。

吕梁打电话给朱焕良，但朱焕良推托称另有其人，要吕梁填平。吕梁前后填进5个亿，仍未填平，才知道朱焕良铁了心要离场了。

当时的朱焕良，一边指示着手下快速抛盘。一边安抚吕梁，他每卖出1500万股，就快速从营业部提现，换成一麻袋一麻袋的现金。

8个月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朱焕良将前后套现的11亿人民币，塞进了一个个箱子，装上几辆租来的“大飞”（走私用的快艇），避开海岸巡逻队，偷偷运到了香港。

据说，后来的《新民周刊》在美国采访到了避风头的朱焕良，但是朱焕良对记者说：

“我只是卖了我自己的股票。”

朱焕良只是中科系的叛将之一。中科创业股票20多个月连续上涨，公司内部不少人都把股票拿去质押，偷偷建仓。

吕梁初期对此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等后来朱焕良案发，他想下令清查时，才发现从“左臂右膀”的申杲华，到普通员工都有私仓，都在恍然出货。意识到问题后的股民也纷纷割肉，建在一片谎言之上的中科神话轰然倒塌。

从2000年12月25日开始，高傲了将近两年的中科创业连续9个跌停，50亿元市值烟消云散。

吕梁深知大势已去，无奈的他将《财经时报》总编辑杨浪约至位于如今奥林匹克公园旁的北辰花园别墅家中，彻底自爆了坐庄中科创业的始末，这是A股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庄家独白。

媒体曝光后，连续10天跌停的中科创业止跌。散户们开始将怒气撒在吕梁和丁福根身上。有人给丁福根带话，“敢踏进北京一步，就剁你手脚。”

吕梁则是在公安监视居住期间，披了一件军大衣，翻过家中围墙，打了一辆出租车，消失在北京的茫茫夜色里。

4.庄家吕梁的坐庄手法复盘

吕梁当年坐庄炒作，无论是否真像他自己标榜的“善庄”。他的行为已然构成了对股市行情的操纵。

复盘吕梁坐庄康达尔的经过，可以发现他思维缜密，整个链条所有环节都在自己人手中的控制。

1. 股票抵押融资

他开始买入朱焕良手中的流通股，靠不断的股票抵押贷款，成为实际上的控股方。

同时通过控股权最终控制了康达尔董事会，在康达尔董事会11个席位中占据7席，为此，吕梁花了7个亿。当然，这笔钱也来自股票质押贷款。

整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全程自己没有动用一丝自己的资金，玩着左手进，右手出的轮转游戏。

2.画饼前景

2000年7月，吕梁在刚刚得手中西药业时便急匆匆宣布：中科创业与中西药业等公司成立全资公司，着手先进癌症治疗仪器中子后装治疗机(简称中子刀)的生产与销售。

其后又宣布两家公司将共建“中国电子商务联合网”，组成18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大联合，创建一个跨区域、跨国界的大型网络平台；之后再修建一座“极具创新意识的超级电子商务大厦”，组建“中国饲料业电子商务投资有限公司”。但后来证实，他实际投入资金只有除苜蓿项目的100万元。

3.忽悠

吕梁“中国第一股评家”的声誉被他利用的淋漓尽致，1999年8月，为拉升康达尔造势，吕梁在某证券报上组织了一个整版，全面介绍“重获新生的康达尔”。这只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庄家亲自下场摇旗呐喊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现在的游资很少有人敢这样做了。这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庄作为那个年代特殊的产物，已经慢慢消散在历史的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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